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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屿的模型厂——那时候，它还远远称不上“厂”，不过是个勉强能落脚的小作坊——开在良山一个老旧工业园区的最角落里，偏僻得几乎要被人遗忘。

从地铁七号线的终点站出来，得换乘一趟晃晃悠悠的公交车，下车后还要沿着坑洼不平的小路，再走整整八百米，才能看见那片灰蒙蒙的园区轮廓。

路边杂乱地排布着几家小店：锈迹斑斑的修车铺，堆着废旧纸箱和塑料瓶的废品收购站，还有一家门面狭小、摆满轴承与橡胶管的五金店，空气中飘着机油与铁锈混合的味道，粗粝又真实。

园区门口的铁制招牌早已斑驳褪色，上面的字掉了两个，只剩下“××工业园”几个模糊的印记，孤零零地立在风里，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这里的荒芜。

他租下的，是一间原本用来修摩托车的小门面，卷着斑驳的卷帘门，地面是冰冷粗糙的水泥地，墙面上糊着一层厚厚的陈年油渍，黑腻腻的，用手一摸就能沾下一层灰。

前租户走得匆忙，没来得及清理，地上散落着一把生锈的扳手，还有一堆大小不一的螺丝，东一个西一个，像是被遗弃的碎片。

沈屿花了整整三天时间，一点点把这里清理干净，擦掉墙上的油渍，扫走地上的杂物，直到整个门面变得空旷整洁。

他找来一张巨大的白纸，小心翼翼地贴在墙上，握着马克笔，一笔一画地勾勒出工作台、货架和展示柜的位置——那是他对未来的所有期许，一笔都不敢马虎。

那天晚上，灯光昏黄地洒在白墙上，映着那些清晰的线条，他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指尖悬在发送键上，收件人早已选好林晚星，可犹豫了许久，还是按下了删除键。

他想，不过是一面画了线条的白墙，一无所有，没什么值得让她看的，也不想让她看见自己此刻的窘迫。

没过多久，他爸从老家专程来北京看他。老人站在那间狭小的门面门口，没说话，先抽出一根烟，点上，慢悠悠地抽完，烟雾缭绕中，才缓缓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心疼，又藏着几分无奈：“比你爷爷当年的木工间还破。”

话虽这么说，他却没再多抱怨一句，卷起袖子，找来工具，蹲在地上，一点点把松动的卷帘门修好了，动作娴熟又利落。

临走的时候，他爸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沈屿手里，里面是五千块钱。

沈屿坚决不要，把信封推了回去，父子俩推让了几句，他爸没再坚持，只是趁沈屿转身整理工具的时候，悄悄把信封压在了工具柜的抽屉里，压在一堆零件下面。

沈屿直到三个月后，翻找工具时，才偶然发现那个信封。

第一个订单来自航模社的学弟，要一艘二战时期的战列舰模型，1:700的比例，明确要求全手工涂装。

沈屿熬了整整两周，每天从清晨八点坐到案前，直到深夜十一点的灯光漫过窗台，中间只草草扒两顿简单的饭，指尖沾着未干的漆渍，连呼吸里都飘着颜料的淡味。

学弟来取货时，指尖轻轻摩挲着包装盒边缘，拆开的瞬间便没了声音，沉默地盯着舰体上细腻的纹路、均匀的涂装，许久才抬头，语气带着笃定的郑重：“学长，你这个应该卖三倍的价钱。”

沈屿没反驳，用那笔钱第一时间买了喷笔和气泵，金属的质感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像是握住了一点踏实的希望。

第二笔订单的收入，换了一套刻线工具，能细细勾勒出舰体的每一道沟壑；第三笔，他添了一台小型台钻，嗡嗡的转动声里，藏着他一点一点搭建的热爱。

他像一只执着往窝里衔树枝的鸟，小心翼翼地，一件一件把工具搬进那个只有十八平米的小空间——那是他的方寸天地，也是他避开世间纷扰的角落。

墙上挂工具的木板，是从建材市场捡来的边角料，他亲手刨平毛刺，细细上了一层清漆，木质的纹理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工具按大小依次排列，每一个间距都用尺子反复量过，规整得近乎苛刻，藏着他刻在骨子里的认真。

他爸再来时，目光落在那面整齐的工具墙上，脚步顿住，站了很久，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最终只吐出一句：“你比你爷爷还疯。”

那张便签，是他刚搬进来的第一天贴上去的。还记得那顿校门口的云南菜，林晚星絮絮叨叨说着投行的忙碌、职场的琐碎，眼里闪着他读不懂的光；而他，翻来覆去只说着模型，说着涂装的技巧、刻线的细节，说着那些在别人眼里无关紧要的细碎。

他说不清楚那次见面哪里不对，只觉得两个人明明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共享着同一盏暖黄的灯光，中间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他把那瓶墨水递给她时，悄悄在瓶底贴了张小小的便签，字迹轻轻浅浅：“黑色还是蓝黑色？我记得你喜欢黑的。”那是他藏在心底的在意，是小心翼翼的试探。

后来，她从没提过那张便签，他也没问，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遗憾，也只能藏在沉默里。

回宿舍后，他翻箱倒柜找出了高中时，她给自己讲题用的那沓草稿纸。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微微卷起，最上面一张的角落是她的笔迹，熟悉又陌生。

高一那年，周五回家路上，拿着一道晦涩的数学题找她，她在公交上，一笔一划写下解题步骤，字迹工整，最后还画了个小小的笑脸，添了这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