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臣醒来的第一眼，是天花板上的白光。军医院的病房里，白得近乎透明的窗纸，将初春的阳光滤成了苍白的颜色。消毒水的气味像一张冷得没有边的网，把他从梦里一点点拖出来。

那个梦很长。长到他分不清是从额头的那一触开始，还是从她在黑夜里推着板车的背影开始。梦里的路总是黑的，轮子的吱嘎声比风还清楚，她的肩膀在灯影里忽明忽暗，像是在走一条永远走不完的巷子。

东京的三月，雪还没彻底融，医院的庭院里有几株梅花勉强开着，像病中的人强撑着微笑。他在这里养伤两个月，医生说子弹差一点就擦破大动脉，能活下来是运气。可他觉得，那不是运气——那是她的手在推着他走。

养伤期间，他收到了调令——调回中国，负责战区的军法与治安审查工作。父亲对此很满意，说这是“重回一线的机会”，但靖臣只想到了另一件事。

海风带着盐与铁的气味，从甲板的栏杆缝里钻进来，落在靖臣的外套上。船刚靠上吴淞口的码头，上海的轮廓便在晨雾中浮了出来——陌生，又熟得刺眼。

他自上一次离开，已隔了快一年。那一夜的枪声和黑暗，仿佛仍黏在耳边未曾散去。昏迷前，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她低声喊他的名字。再醒来，已在虹桥的军部医院，她不见了，怀表也不见了。

他派人查过——没有她的下落。连她的名字，都像被潮水抹去一般，没留下一丝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