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伦敦的雨季还在持续。雨水整日整夜地敲打着窗户，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蜿蜒的水痕，像永远流不尽的眼泪。

林初夏蜷缩在公寓的单人床上，手指紧紧攥着床单。阵痛从深夜开始，起初只是隐隐的坠胀感，像潮水一阵阵漫上来又退去。到了凌晨，疼痛突然变得尖锐，像有什么在身体里撕扯，每一次收缩都让她止不住地发抖。

怀孕九个多月，预产期就在这几天。

在伦敦的这些日子像一场漫长的跋涉。语言课的论文、中餐厅的兼职、越来越笨重的身体，还有那些无人诉说的晨吐和夜里的腿抽筋。她没告诉国内的舅舅，怕家人担心；也避开了华人圈，像一只把自己藏得很深的蜗牛。

疼得厉害时，她伸手去够床头柜上那张已经卷边的建筑草图——陆祈远画的“未来家”。小小的房子，朝南的窗户，院子里一排梧桐树。图纸的右下角有他当年写的一行小字：“等我们有了家，要在院子里种你喜欢的绣球花。”

她把图纸贴在胸口，好像这样就能离温暖近一点。

“陆祈远……”疼痛的间隙里，她低声念着这个名字，希望这样能带给自己无尽的能量，支撑到孩子出生。

窗外的雨声更大了。阵痛间隔从十分钟缩短到五分钟，她知道不能再等。

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时，腿软得几乎站不住。她扶着墙挪到门边，拿起早就收拾好的待产包——里面只有几件婴儿的小衣服，是她用省下的钱买的最便宜的棉布款，还有一条自己织的小毛毯，针脚歪歪扭扭，但织得很厚。

她没有叫救护车，而是撑伞走到街边，拦了辆出租车。

后座上，她蜷缩成一团，额头抵着冰凉的车窗。雨雾中的伦敦街景模糊成一片，路灯的光在积水里碎成点点光斑。她忽然想起非典那年，隔离区的气窗外，陆祈远冻红的手指和塑料袋里黄澄澄的橙子。

那时候以为最难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才知道，有些路要一个人走的时候，才是真的难。

医院急诊室的灯光很亮。值班护士看到她苍白的脸色，立刻推来轮椅。

“孕妇？阵痛多久了？”护士的英语带着伦敦腔，语速很快。

“九个多月……三小时了……”她用不流利的英语回答。

“家属呢？丈夫或者家人在吗？”

她低下头：“我一个人。”

护士看了她一眼，没再问，推着她往产房走。

产房里的光线白得刺眼，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医生检查后皱了皱眉：“宫口开得慢，可能要等很久。”

她点点头，手一直攥着那张建筑草图。

时间变得模糊。疼痛像海浪，一波比一波凶猛，把她一次次抛起又摔下。意识在剧痛和短暂的喘息间浮沉，她想起很多事——

梧桐道上并肩走过的四十三步，星空下那个带着青草香的吻，旧书店里他递过书时眼里的光，还有秘密楼梯间他说：“我想要的婚姻，是两个人能一起看星星，一起聊家常。”

那些记忆碎成一片一片，在疼痛的间隙里闪回，像黑暗里微弱的光。

天快亮时，雨停了。晨光从云层缝隙漏进来，在产房地板上投下淡淡的光影。

旁边的产床上，另一个产妇正在生产。她的丈夫一直握着她的手，低声说着鼓励的话，时不时替她擦汗。那些温柔的动作，那些关切的眼神，像针一样轻轻扎在林初夏心上。

她别开视线，手轻轻放在高高隆起的小腹上。

“宝宝，”她哑着声音说，“别怕……妈妈在……”

又一阵剧烈的宫缩袭来。医生和护士围过来，声音在耳边响起：“用力！再用力！”

她咬紧牙关，把所有的力气都凝聚起来。那一刻想起的不是疼痛，而是没有陆祈远在机场，是梧桐树上刻着的2004.7—2009.7，是那本《霍乱时期的爱情》里他写下的“五年后，梧桐树下见”。

“啊——”

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寂静。

晨光就在这时完全穿透云层，金灿灿地洒进产房，把一切都镀上温柔的颜色。

医生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走到她面前，脸上带着笑：“恭喜，是个女儿，很健康。”

林初夏看着那个小小的、皱巴巴的婴儿，眼泪已决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