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的伦敦，雨下得绵绵不绝。

林初夏走出希思罗机场时，冰凉的湿气扑面而来。空气里有一种陌生的味道——雨水混着老建筑的石材气息，还有远处咖啡店的焦香。她拉着半旧的帆布包站在路边，看着双层巴士红色的身影在雨幕中穿梭，忽然想起梧桐道上那些绿色的公交车。

住处是东区一栋老楼。楼梯狭窄，踩上去咯吱作响。房间在三楼，只有一扇窗对着窄巷，能看见对面墙上斑驳的涂鸦。放下行李时，她听见楼上传来的琴声，断断续续的，弹的是《致爱丽丝》。

简单收拾后，她在床边坐下。帆布包里东西不多：几件衣服，母亲的病历，那本《霍乱时期的爱情》，还有那个用纸巾仔细包起来的小秘密。

窗外雨声淅沥。胃里忽然翻涌起来，她冲进卫生间，趴在洗手台边干呕。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水灼着喉咙。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下有淡淡的青黑，头发被雨水打湿了几缕贴在额前。

怀孕的反应比想象中来得猛烈。在国内时还能勉强忍住，到了这里，换了水土，加上连日的奔波和心绪不宁，孕吐像找到了出口，毫不留情地袭来。

她洗了把脸，冷水让意识清醒了些。手轻轻覆上小腹，那里还平坦，但能感觉到某种细微的变化——不是形状上的，是身体深处某个地方，知道有什么正在生长。

打开《霍乱时期的爱情》，翻到扉页。陆祈远写的“五年后，梧桐树下见”还在，墨迹已经有些淡了。她看着那行字，想起机场空荡荡的候机厅，想起最后那个没有等到的身影。

手指悬在手机屏幕上，那个熟记于心的号码。拨过去，是冰冷的电子音：“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再打沈清月的，无人接听。

她握着手机坐在床边，窗外的雨声渐渐大起来。琴声停了，整栋楼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该来的总会来。该断的，也总会断。

第二天去学校报到。伦敦大学学院的建筑古老庄重，走廊里挂着历代学者的画像。她的导师是位银发的老太太，说话带着牛津腔，语速很快。第一堂课下来，笔记本上只记了零星几个词，剩下的全被那些飞快的专业术语淹没了。

课后去图书馆，借了录音设备。管理员是个温和的中年男人，看她一脸茫然，轻声说：“刚开始都这样，慢慢就好了。”

慢慢就好了。这句话她对自己说了很多遍。

晚上去唐人街的中餐厅兼职。工作在后厨，洗碗，擦桌子，收拾残羹。老板娘看她瘦弱，皱了皱眉：“做得动吗？”

“做得动。”她说。

油腻的碗碟堆成小山，热水烫得手指发红。孕吐时不时袭来，她总是忍着，等到实在忍不住了才冲进洗手间。镜子里的自己一次比一次憔悴，但她对着镜子练习微笑——要笑，要看起来很好，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端倪。

凌晨下班时，雨通常还没停。街道空旷，路灯在雨雾里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她撑着伞往住处走，帆布鞋踩在水洼里，溅起细小的水花。偶尔有夜归的人匆匆走过，脚步声很快消失在巷子深处。

这样的夜晚，她总会想起梧桐道。想起陆祈远牵她的手走过的那些路，想起他说这条路有四十三步，每一步都是靠近的距离。

现在她也在数步数——从餐厅到住处，一共九百七十三步。每一步，都是远离的距离。

九月初，舅舅打来越洋电话。

“初夏，你妈手术成功了。”舅舅的声音里有掩不住的喜悦，“恢复得很好，你别担心。”

她握着电话，手指收紧：“真的吗？”

“真的。多亏了那个……那个好心人。”舅舅顿了顿，“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省。”

挂了电话，她站在窗前很久。雨打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水痕。手轻轻放在小腹上，那里已经有微微的隆起，穿着宽松衣服时还看不出来，但自己能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