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搬进去的那段日子，我们近乎疯狂。像两只终于拥有自己洞穴的兽，急于用气味和体温标记每一寸领地。夜晚不再是需要计算成本的奢侈品，而是伸手就可攫取的日常。那些探索新鲜而不知餍足，仿佛恋爱不是谈了多年，而是刚刚开始。

所幸（或不幸），我们上下班并无铁律的打卡机约束，全凭自觉。然而实验室的进度是悬在头顶的鞭子，催得人发狠。于是“下班”成了一个浮动的概念，常常被拖得很晚。若无额外的实验纠缠，渊哥通常九点离开医院，踏进家门，往往已是十点之后。夜色浓稠，他带着一身倦意与隐约的消毒水味归来，那味道混进我们私密的空间里，竟也成了安神的一部分。

我总佩服他的清晨。无论前夜如何荒唐或晚归，七点半，他总能雷打不动地醒来。窗帘缝里漏进的天光描摹着他起身的轮廓，安静，恒定，像某种不容置疑的规律。而我则习惯在被他扰醒的朦胧中，再偷片刻回笼的温存，听着他在狭小厨房里弄出轻微的响动——烧水，或许煎个蛋——那声音琐碎而真实，正是我曾经想象中的，家的底噪。

这方小天地，终于将我们之间那截抽象的“异地感”，落实成了可以共同拥有的、具象的晨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