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萍便“偶然”撞见几次，并不斥责，反而有时会“好奇”地问问报纸上又有什么新鲜事。福贵起初紧张，后来见这位萍少爷和气，便也放松，将自己半懂不懂从报纸上看到的零碎消息——哪里又闹教案了，哪里开了新式学堂，上海出了什么新奇洋货——添油加醋地说给周萍听。

周萍耐心听着，不时引导几句。他知道周朴园订了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还有天津的《大公报》。这些报纸，是这个时代了解外界最重要的窗口。他必须接触到它们。

终于，在一次福贵津津有味地说起《申报》上关于“美禁华工”的争论时，周萍状似无意地叹了口气：“这些报上的大事，听着倒比先生讲的史书有趣。可惜我们做子弟的，不好去父亲书房翻看。”

福贵眼珠一转，压低声音：“少爷若真想看，其实……也不难。老爷每日看完的报纸，都摞在书房外间那个红木架子上，第二天才让收走。小的……有时偷偷拿最下面那张旧的，看完了再悄悄放回去……”

周萍心中暗喜，面上却露出迟疑：“这……被父亲知道可不好。”

“老爷哪会注意一张旧报纸！”福贵拍胸脯，“少爷放心，小的手脚干净，每回就抽一张，隔几天换一张，看完就还，神不知鬼不觉！”

于是，一条隐秘的信息通道建立了。每隔几日，福贵就会将一张“过时”的《申报》或《新闻报》塞给周萍。

周萍如获至宝，深夜在听竹轩就着油灯细细研读。报上的世界，与周府和孙先生口中的世界截然不同。那里有列强环伺的危局，有变法维新的余音，有兴办实业的呼声，有出国留学的热潮，也有对封建礼教日益激烈的批判。

他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剧烈动荡、新旧交替的中国。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引发的震动……这些思潮像一股股潜流，冲击着这个古老帝国的堤岸。他尤其关注那些关于“实业救国”、“商战”的论述，这正是他未来可能施展的方向。

他还通过福贵，辗转弄到一本邹容的《革命军》和一本魏源的《海国图志》。前者那炽烈的革命呐喊让他血脉贲张，后者则为他打开了看世界的地理之窗。

他像一块干涸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这些“异端”思想，心中的蓝图逐渐清晰：困守在这封建家族的泥潭里是没有出路的，必须接触新学，了解世界大势，积累真正的力量——无论是知识、财富还是人脉。

与此同时，他继续谨慎地拓展在府内的人脉网络。小蝉已被他基本笼络，成为他在内宅的耳朵。老苍头依旧沉默，但周萍发现他有个侄子在外院马房当差，偶尔能带来一些府外街面的消息。通过福贵，他也和几个年龄相仿、在外院跑腿的小厮建立了点头之交。

这年春天，周朴园似乎对周萍的“成长”颇为满意，在一次查看他功课后，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容，道：“看来让你接触些庶务，倒也未荒废学业。眼界开阔些也好。如今朝廷也在讲‘新政’，兴办实业是潮流。我周家以商立家，你多留心些，将来或许用得着。”

这话像是一道微光，照进了周萍精心维持的顺从表象之下。周朴园开始认可他在“实务”上的潜力，这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也意味着更严密的监控和更高的期待。

周萍恭敬应下，心中却如明镜。周朴园的“新政”和“实业”，无非是在旧的封建剥削基础上，嫁接一些洋务的皮毛，以图更大利益。他想要的，绝非如此。

一天夜里，周萍照例在灯下偷读一张过期的《申报》，上面恰好转载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一篇文章，力陈“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窗外春风拂过竹林，沙沙作响。他放下报纸，走到窗边。月光如洗，映照着他俊秀却凝重的侧脸。

高墙之外，时代浪潮奔涌。高墙之内，他如履薄冰，悄然蓄力。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被动接受周朴园的安排，最多成为一个更精明、更现代的“周朴园第二”，这绝非他所愿。他必须主动出击，为自己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

目光落在桌上那本《瀛寰志略》上，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渐渐成型。

或许，是时候利用周朴园那点“认可”，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广阔的学习平台了——比如，去上海那样新学兴盛、信息通达的地方。

当然，这很难。但他有耐心，也有谋略。

春风带着暖意，却也卷起了墙角沉积的落叶。周萍关上了窗，将清冷的月光和澎湃的心潮一并关在窗外。

夜还很长，路也还很长。

但少年眼中那簇火焰，在吞噬了足够多的“异端”燃料后，已悄然改变了颜色，燃烧得更加沉静，也更加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