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从小住在一间漏风的破屋里，瓦片常年松动，雨天一来屋里比屋外还潮湿。

每次父亲回来，看见我们俩的时候，总是先叹一口气，接着便把怨气撒在母亲身上，责问她为什么没用？为什么连个男孩都生不出来？似乎对于父亲来说，母亲是一个天大的罪人。

有时候他喝醉了，虽然话都说不清楚，但拳头却一点都不含糊，他会抬手就打，一个耳光就把母亲打得缩成一团。我吓得哭出声，姐姐就会赶紧过来抱住我，用手紧紧捂住我的眼睛，一边轻声哄着：“妹妹不怕。”

但她的安慰从来挡不住父亲的怒火。打完母亲，他的眼神就会盯上姐姐，像是猎狗锁定了目标。他会一把拽住姐姐的头发，狠命地甩巴掌，啪啪声在破屋里炸裂开来。

每次结束后，姐姐总是满脸通红，眼角还挂着泪，却还是笑眯眯地把我搂进怀里，轻轻说：“妹，结束了。爸爸打完我了，就不会打你了。”

我那时候太小，什么都不懂，只是困惑地想：爸爸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们？只是因为我们不是男孩吗？

可姐姐也能像男孩子那样干活啊。她下田割稻，翻地挑水样样都会，那双沾满泥巴和老茧的手，和隔壁那位七十多岁的老爷爷都差不多了。

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已经拼命去证明自己了。

可为什么，他还是不肯看我们一眼，不肯认我们是他的孩子？

——

有一天，村里来了位陌生人，是一位穿着整洁，戴着眼镜的年轻老师。

他说自己是自愿来的，要给孩子们免费上课。

我知道什么叫“免费”，就是不用花钱，但“上课”是什么意思？

我很想搞清楚什么叫“上课”，所以我去询问母亲，可母亲只是冷着脸说：“你是女娃娃，就该在家老老实实地待着，读什么书？将来嫁人就行了。”

她说这话时还在烧火做饭，似乎这对她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姐姐不一样，她听见了我的想法，也看见了我眼里的渴望。

那天晚上，她悄悄对我说：“妹，姐姐一定会带你去的。”

第二天一早，她趁着母亲去井边打水，拉着我偷偷溜了出去，穿过田野和泥土路，跑到那间临时搭起来的简陋教室。

那地方就像个破木棚，没有桌椅，孩子们都席地而坐，尘土飞扬。老师站在前头，在一个叫“黑板”的木板上写字，那摩擦的声音在我耳边沙沙响，我觉得好吵。

我问过老师，什么叫“上学”？老师只是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上学”就是教会你“知识”。可我听不懂，又问老师什么是“知识”？老师说“知识”就是改变命运的武器。

我听不太懂这些，但老师说的很厉害，说可以改变什么什么命运，我想，只要我学会了“知识”，是不是就能改变我和姐姐的命运？

于是，我开始试着去理解老师说的。一开始，我看不懂那些字，这比干活还难，脑袋涨得厉害，可我不想让老师失望，也不想让姐姐白冒风险，便咬着牙记住老师讲过的每一句话。

渐渐地，我竟然能听懂了。老师讲得很慢，声音也很温柔，他不会像那些大人一样吼我，只会在下课的时候，笑着摸我的头，说：“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生。”

我从没听人这样说过我。

我高兴极了，每次回家都迫不及待地和姐姐分享今天学到了什么。起初她听得也懵懵懂懂，但慢慢地，她开始能听懂我讲的内容。

有时候，我刚进门，她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我问：“今天学了啥？快说快说！”

我想，姐姐也是想上学的，只是她把机会让给了我。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知识不是谁的特权，也不是谁才配拥有，它是可以被分享的，可以被我们用来改变什么的。

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

——

可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那天的情景，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那天风很大，尘土在教室里肆意飞扬。

我还坐在地上听课，忽然有人从背后抓住了我的头发，一股巨大的力道把我整个人往后拽。

我回头时，只看到父亲涨红的脸，酒气和汗味混在一起，刺得人发晕。

他拖着我往外走，鞋子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音。

我讨厌这个声音。

老师追了出来，一边挡在前面，一边急切的说些什么，声音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慌张。

他说让我留下，说孩子应该读书，说这样做是不对的。

可那些村民很快围了上来。

“女娃娃读什么书？”

“读了也是要嫁人的。”

“浪费粮食，浪费时间。”

他们挡在老师面前，把他推到一边。我听见老师几乎吼出来的声音——他说他们愚昧，说他们这是在残害一个人的人生。可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些话停下来，反而像被戳中了什么一样，更加理直气壮地挡在老师面前。

回到家后，门一关，世界就只剩下拳头和藤条。

一下，一下，又一下，落在我的身上。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没有，只觉得全身都在疼，疼得几乎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我看见姐姐被母亲死死拉着，她挣脱不开，只能哭着朝我喊。

原来姐姐，也能发出这么难听的声音吗。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居然对她笑了。

我朝她轻轻摇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妹妹不疼。”

可这话点燃了父亲的怒火，他骂我装模作样，下手更重了。

藤条抽在背上，我感觉我的皮已经裂开了，有什么温热的东西顺着背流了下来，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

直到我几乎喘不上气时，他才终于停手。

母亲这才松开姐姐，姐姐立刻扑过来抱住我，一遍一遍地喊着我的名字。

可我那时候有点恍惚。

我有名字吗？

好像从我记事起，我听到最多的称呼，就只有“赔钱货”。像是我一出生，就已经被算好了价钱，似乎只有哪天我嫁出去了，我才能摆脱这个名字，换一个别人愿意叫出口的身份。

——

后来啊——那个老师，那个唯一为我说过话的大人，他花了十块钱，从我父母手里把我和姐姐“买”了下来。

是的，“买”。

我永远记得那天父母脸上的表情，那种喜笑颜开的样子，就像终于把一块压在心头多年的石头扔了出去。

他们拍着手笑道：“这两个赔钱货，总算也能给家里赚点钱了。”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拿着那张纸，看着他们满意地笑，心里却没什么难过的感觉，反而很轻。

因为我知道，父母因为我笑了，我也能带着姐姐一起离开了。

离开这个把我们当牲口、当负担、当赔本买卖的家。我们终于可以走出这个封闭的院子，离开这个叫做命运的牢笼。

那个老师姓夏。他温和地对我们笑，问我们愿不愿意换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