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年春天，林予琛从剑桥回国。不是探亲，是永久回国——他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决定放弃英国的教职机会。

“为什么？”在机场接他时，我问。他瘦了很多，但眼睛很亮，像下了某种决心。

“因为算了一下，”他握着我的手，指腹摩挲着我的指节，“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

他的手上有新的茧，是写作和盲文练习留下的。是的，盲文——两年前，他在一次检查中被诊断为视网膜色素变性，一种会逐渐剥夺视力的遗传病。医生说，完全失明只是时间问题。

“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他在视频里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表情平静得像在说明天的天气，“但总之，我看不见的那天总会来。”

我哭了整整一夜。然后开始学手语，读盲文教材，咨询无障碍设计。如果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未来，那我必须准备好。

“你不需要这样。”他说。

“我需要。”我回答，“因为我要做你的眼睛。”

现在，他回来了。带着博士学位，三本出版的小说，和一双还能看见但已经开始模糊的眼睛。

我们在北京租了房子。一室一厅，朝南，有很大的窗户。我在美院教书，他在家写作，偶尔去大学讲座。

生活好像终于走上了正轨。等待结束了，接下来应该是相守。

但命运从不按剧本走。

失明来得比预期更快。

那是十月，林予琛第四本书的签售会。书名叫《时差》，写的是八年异地恋的故事。读者说，这是他们看过最真实的爱情小说。

“因为每句话都是真的。”签售时，他对读者说。

我站在会场角落，看着他低头签名的侧脸。灯光下，他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他写作，我画画，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变老。

签售结束是晚上九点。读者陆续离开，工作人员开始收拾场地。林予琛揉了揉眼睛——这个动作最近越来越频繁。

“累了？”我走过去。

“有点。”他闭了闭眼，“光线太强了。”

我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刚走到会场门口，一个男人冲了过来。

“林予琛！”男人喊着，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我还没反应过来，林予琛已经把我拉到身后。然后我听见一声闷响，像是重物砸在骨头上的声音。

林予琛倒了下去。

血。很多血。从他的眼睛流出来，染红了白衬衫。

男人被保安制伏，还在大喊：“你写的是什么垃圾！害我女儿自杀！”

世界变成慢镜头。我跪下去，用手去捂他的眼睛，但血从指缝涌出来，温热，黏腻。

“云熙...”他轻声说，手在空中摸索。

我抓住他的手：“我在。我在这里。”

“我看不见...”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什么都看不见了...”

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有人把我拉开，医护人员把他抬上担架。我跟着上车，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冷，一直在抖。

“没事的，”我重复着，不知道是说给他听还是说给自己听，“会没事的...”

但我知道不是。从他眼睛流出来的血那么多，多到让我想起八年前那个夏天——他弹吉他时，阳光落在他眼里的样子。

那可能是他最后看见的，关于我的完整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