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心里有一丝小小的得意——原来他也会吃醋。

原来他还在乎。

五月，我开始和陈默合作。他确实是很专业的策展人，对我的作品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你的画里有一种很特别的张力。”有天在咖啡厅讨论方案时，他说，“渴望和克制的张力。”

“什么意思？”

“你想表达爱，但又不敢太直白。你想表达思念，但又怕太矫情。”他看着我，“所以你的画总是在热烈和冷静之间摇摆，像在走钢丝。”

我愣住了。他说得对，完全对。

“你怎么知道？”我问。

“因为我也等过一个人。”他喝了口咖啡，“等了五年，最后她结婚了，新郎不是我。”

“对不起...”

“不用道歉。”他笑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挺好的，自由，专注工作。”

但我从他的笑容里看到了一丝落寞。

“所以，”他说，“看到你的画，我能感同身受。那种等待的焦灼，那种不确定的恐惧，那种想要抓住却又怕太用力的矛盾。”

我点点头：“是的。就是这样。”

“那就把它们画出来。”他说，“不要克制，不要犹豫。把所有的情绪都倾注在画里。这才是艺术的意义——表达真实的自己，哪怕那个自己很脆弱，很狼狈。”

那天回家后，我画了一幅新画。画里是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手里捧着一团光。光很微弱，但照亮了他的脸，照亮了他眼里的泪。

我拍下来发给林予琛：“新画。”

过了一会儿，他回：“很悲伤。”

“但光还在。”我说。

“嗯，光还在。”他回，“你还好吗？”

“还好。”我说，“就是想你。”

这次他过了很久才回：“我也想你。”

对话到此结束。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对话变得这么简短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说“我爱你”，只说“我想你”了？

也许爸爸说得对。时间在改变我们，距离在改变我们。

但我无能为力。我只能等，等时间给我答案。

六月，陈默的巡回展在上海开幕。我的画是重点展品之一，他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

“去吧。”苏晴说，“这是很好的机会，而且...你也该出去走走了。”

“可是...”

“没有可是。”她打断我，“你不能永远活在等待里。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

我知道她说得对。所以我去了。

上海很热，很潮湿。开幕式很成功，很多人喜欢我的画。陈默很高兴，说要请我吃饭庆祝。

“不用了。”我说，“我有点累，想早点休息。”

“就吃个饭。”他说，“附近有家不错的本帮菜。”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餐厅很小，但很温馨。我们点了几个菜，聊艺术，聊生活，聊未来。

“你男朋友还在英国？”他突然问。

“嗯。”

“多久了？”

“两年多。”

“还有多久？”

“四年。”我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如果不顺利呢？”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不起。”他立刻说，“我不该问这个。”

“没关系。”我低头拨弄碗里的菜，“我也不知道答案。”

我们安静地吃饭。窗外的上海夜色很美，霓虹灯闪烁，车流如织。

“江云熙，”陈默突然开口，“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等待本身就成了目的？”

“什么意思？”

“有时候我们等一个人，等得太久，久到忘记了为什么要等。”他说，“等成了习惯，等成了执念，等成了自我证明——看，我多么深情，多么专一。”

我的筷子掉在桌上。

“我不是说你。”他立刻补充，“我是说我自己的经历。我等了五年，最后发现，我等的不再是那个人，而是‘等待’这个行为本身。我需要用等待来证明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来感动自己。”

“那...后来呢？”

“后来我醒了。”他笑了，有些苦涩，“我发现真正的爱不是自我感动，而是互相成全。如果等待变成了负担，如果距离变成了枷锁，那也许...就该放手了。”

我没说话。因为他的话刺痛了我心里最深的恐惧——我怕我的等待，最后也变成了一场自我感动的表演。

“对不起。”他又说，“我又说太多了。”

“没关系。”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我失眠了。站在窗前，看着上海的夜景，我突然很想给林予琛打电话。

现在是爱丁堡的下午，他应该在图书馆。

我拨通了他的号码。响了很久，没有人接。

我又拨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第三次，他接了。

“云熙？”他的声音有些喘，“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我在图书馆，不太方便。”

“哦。”我有些失望，“那...你忙吧。”

“等一下。”他说，“你还好吗？声音有点奇怪。”

“我很好。”我说，“在上海，参加画展。”

“顺利吗？”

“顺利。”

“那就好。”他说，“我明天有重要会议，今晚要准备材料。”

“嗯。”我说，“你去忙吧。”

“云熙...”

“嗯？”

“我爱你。”他说，声音很轻。

我的眼泪掉了下来：“我也爱你。”

“等我回来。”

“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哭得不能自已。

我还是爱他。很爱很爱。

但我也开始害怕。怕时间，怕距离，怕等待本身。

怕有一天，我们都会累。

怕有一天，爱会变成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