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予琛最终决定去爱丁堡。

决定是在十一月的某个傍晚告诉我的。那天北京下了第一场雪，细碎的雪花在空中旋转，落地即化。

我们坐在学校咖啡厅的角落，暖气开得很足，玻璃窗上凝了一层水雾。他点了热可可，我点了拿铁，但谁都没喝。

“导师说，爱丁堡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很好。”他用勺子搅动着杯子里的可可，目光落在桌面的木纹上，“有我想跟的教授。”

我看着他搅动可可的动作，一圈，又一圈，像永远走不出的漩涡。

“什么时候走？”我问，声音比想象中平静。

“明年九月。”他说，“申请已经通过了，签证下个月开始办。”

九月。现在是十一月。还有十个月。

“一年？”我确认。

“嗯，一年。”他抬起头看我，“交换项目，大四上学期去，下学期回来做毕业设计。”

“那毕业典礼...”

“应该能赶上。”他说，“如果顺利的话。”

如果不顺利呢？我没问出口。咖啡厅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片咝咝的声响和远处模糊的音乐声。

“云熙，”他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我会每天给你发消息，每周视频。一年很快，真的。”

我的手在他的掌心下，感受着他的温度。他的手总是很凉，但今天格外冷。

“我知道。”我说，“哥哥去吧，这是很好的机会。”

我的懂事让他愣了一下。他看着我，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说反话。

“我是认真的。”我补充道，努力挤出笑容，“哥哥去追求梦想，我在这里给哥哥加油。”

他沉默了一会儿，手指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你可以生气，可以难过，可以骂我自私。”

“我不会。”我摇头，“因为我知道，如果换作是我有这样的机会，哥哥也会支持我。”

这句话是真的。我知道他会的。就像初三那年我说想考一中，他说“我会等你”；就像高三那年我说想考清华美院，他说“我在这里等你”。

等待成了我们关系的底色。从十四岁等到十八岁，从家乡等到北京，现在又要从北京等到爱丁堡。

“一年真的很快。”我重复他的话，像是在说服自己，“而且我可以攒钱，说不定寒假或暑假能去看哥哥。”

“爱丁堡很远。”他说。

“再远也有飞机。”我说，“只要想见，总能见到的。”

他没说话，只是握紧了我的手。我们的手在桌子下紧紧相握，像两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窗外，雪下大了些。行人匆匆走过，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脚印，很快又被新的雪覆盖。

“云熙，”他突然说，“等我回来，我们就公开。”

我抬起头：“什么？”

“等我从爱丁堡回来，毕业之后。”他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我们就告诉所有人，我们在一起。”

空气凝固了几秒。咖啡厅的背景音乐正好放到副歌，一个女声在唱关于等待的歌。

“真的？”我问，声音有些抖。

“真的。”他点头，“所以这一年，你要好好的。好好画画，好好生活，等我回来。”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上来。我低下头，不想让他看见。

“好。”我说，“我答应。”

“拉钩。”他伸出小拇指。

我伸出小拇指，勾住他的。这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仪式，从“明天一起上学”到“考同一所大学”，现在变成了“一年后公开”。

“一百年不许变。”我说。

“一百年不许变。”他说。

拉完钩，我们都没松手。小拇指勾着小拇指，在桌子下，在没人看见的地方，许下一个关于未来的约定。

雪还在下。窗外的世界一片模糊，但我知道，春天总会来。

林予琛开始为出国做准备。学雅思，办手续，查资料，写研究计划。我们见面的时间更少了，有时一周只见一次。

但每次见面，他都带着疲惫和歉意。

“对不起，”他总是说，“最近太忙了。”

“没关系。”我总是这样回答，“哥哥忙正事要紧。”

是真的没关系吗？不是。我想念他，想得心都疼。但我知道，抱怨没有用，眼泪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支持他，等他。

十二月初，我的画入选了美术社的年度展。展出那天，我给他发消息：“哥哥，来看我的画吗？”

过了很久，他回：“今天要见导师，改天好吗？”

“好。”我回，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

画展很热闹，很多人来看。我的画挂在展厅中央，标题是《等待的秋天》。画里是圆明园的石柱和水面，但我在水面倒影里画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背对着观众，看着远方。

“这幅画很有意思。”苏晴站在我身边，“倒影里的人是谁？”

“一个等不到的人。”我说。

“等不到？”她挑眉，“为什么等不到？”

“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

“那就去他身边啊。”她说。

我转过头看她：“如果去不了呢？”

“那就等。”她耸耸肩，“等到能去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