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

“They a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

这次林准记住了歌曲的名字，叫做What a Wonderful World，翻译过来是“多美好的世界啊”。他慢慢地想着，忽然想起来那盒盐酸舍曲林片，在程溥阳把它交给他的时候他莫名地就想起了这首歌——准确来说，是歌的曲调。这种半念白式的女声曲调他最扛不过，因为它温柔得令人心慌。

哦，舍曲林啊。

林准叨念：“sertraline。”

就连这个名字，也同样温柔得令人心慌。

舍曲林、氟西汀、西酞普兰，这些披着“新型药物”花衣裳的胶囊或者片剂已经变了味儿，在现代年轻人的圈子里它们似乎再也不是一两种抗抑郁药那么简单了。它们是贴着药物标签的勋章。抑郁不再是病，反而成了荣誉。抑郁似乎已经成为某种自我安慰亦或显赫标榜的符号。没有人真正把抑郁症当做感冒发烧拉肚子一样的疾病看待，他们可能不会谩骂抑郁症患者矫情，但同样也不会觉得他们真的患了某种能够被药物衡量把关的疾病。精神方面的问题总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总是会引起某些感性的共鸣——那是一种病态的“感同身受”。十八九二十岁的年轻人喜欢熬夜，喜欢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刷着□□空间和朋友圈，喜欢碎片化的阅后即焚，也喜欢追捧所谓的“黑色网红”。被拟人的氟西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他们说氟西汀是绝望者的救赎，他们用最虔诚的讥讽为它笼罩光环。他们把网名改成fluoxetine，把头像换成拿着小刀的黑发少年，在个性签名里写下一个句号，然后大肆渲染失恋、绝望和自杀。

林准不是没接触过那些骇人听闻的负面新闻。在确诊之前他就知道抑郁症，也知道舍曲林。并不是通过医学教材，而是在那些层出不穷的黑色文化里知道的。那时候他也觉得这个病真是个好东西，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挡箭牌，把近乎崩溃的情绪牢牢护着，以疾病乃至死亡的名义，阻挡能够被敏感和脆弱定义的所有。

他不喜欢这样。

他甚至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已经确诊，他希望身边人要么根本不知道那只药盒里盛着舍曲林这个东西。他往药盒里塞过橘子味软糖，每当有人好奇的时候，就从里面摸出一颗软糖递过去——

“嗨，想来点儿多巴胺吗？”

林准笑了笑。前几天程溥阳还提醒他别忘了吃药。他说：“抗抑郁药的疗程至少六个月，要是不按时吃药就会导致病情反复，到时候可能就不是吃药那么简单了。”

还能难到哪里去呢？

林准不是没见过精神病院，也不是不知道那些被强制住院的抑郁症或者双相障碍患者的日常生活模式。上次他去邵逸夫医院看望魏真元的时候还特地留意了一番精神卫生科，可惜这个院区的精神科只有门诊，住院部远在三十公里开外钱塘江的彼岸。

林准又笑了笑，是自己在哂笑自己。

他连接好数位板，打开Photoshop，颤巍巍地开始画草稿线。几年的功底倒是没那么容易完全忘掉。林准起初几笔画得不怎么顺利，等到后面就流畅许多。他没打过腹稿，只能想到哪里画哪里。

他画了一条幽暗曲折的小巷子，巷子被中央的一排三轮车小摊分隔两半。脚下的路是明清时期的青黛石板，街巷两旁的矮平方屋檐下挂着塑料纸糊的手工红灯笼。赭红砖瓦铺砌的屋檐滴着水，细雨已经下了很久一阵儿。红灯笼是一点一点的，行人也是一点一点的。他落下的每一个转笔每一个藏锋都是一点一点的。

林准画完线稿，觉得心里舒畅了不少，好像在旷野上狂奔一气后的酣畅淋漓。他揉揉眼睛，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青豆坐了整整三个小时了。

但他不准备走。他摸索着打开调色盘，尝试着上色，但总也不成功，不是涂出线外就是过渡不自然。他兀自摸索了半个钟头，直到一杯芒果奶昔被“啪”地安置在手边的桌子上。

林准一愣。那杯奶昔是被人从身后递来的，因为他余光里瞥见一只越过他肩头的手臂，那人穿着深蓝色牛仔褂，戴着一块设计朴素的黑色皮带手表。

他笑道：“画得真好看。”

林准反射性地自谦：“过奖了。”

“我是说真的，我之前不知道你还会画画，”那人从他后面的位置上站起来，动作自然地走到他对面坐下，“我只听说过你响当当的大名，倒不知道准星儿还是画画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