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江寻飞的是虹桥到广州往返，两段航程加起来将近五个小时的空中时间，加上地面的间隔和滑行，一整天的执勤时间超过了十个小时。

广州的天气湿热，从航站楼走到机组车的几步路上衬衫就湿透了，等回到虹桥的时候又被空调吹得打了个冷战。

哎，南北方温度差异大，江寻在现在都还不太适应。

周五的排班最终确定下来，是下午的班，飞北京首都。机长叫陈瑞华，四十七八岁，飞过波音又转空客，两家制造商的逻辑在脑子里打架打了两年才捋顺，算是公司里比较有故事的一个机长。江寻提前两个小时到了准备室，把北京的天气、航路、NOTAM（作者解释：临时航空播报）全都过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才坐下来等陈瑞华。

陈瑞华到的时候手里端着杯咖啡，不紧不慢地走进来，跟江寻打了个招呼，把飞行箱往桌上一放，看了一眼他面前摊开的资料，忽然笑了起来。

“你是江寻？就是那个赵德明跟高天明都念叨过的江寻？”

江寻微微睁大了眼睛，“啊？”

“赵德明跟我说，‘有个新来的副驾驶，不到一百小时，操作像三百小时的。’高天明跟我说，‘那小子业务能力是真强，航路规划做得比我都细，就是太闷了。’”陈瑞华把咖啡杯放下，认真打量了他一眼，“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闷。”

江寻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实在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茬，最后只是说了句“陈机长好”，算是把这个尴尬的场面对付过去了。

飞北京的航路比较长，三个半小时，而且当天的西风很强，顶风飞过去油量算得比较紧。江寻在做燃油计划的时候多做了一手备降场的预案，选了太原和石家庄两个备降机场，把两个场的天气和跑道情况都核查了一遍。陈瑞华看他在MCDU（作者解释：飞行系统操作面板）上切来切去地调各种数据，冷不丁地问了一句：“江副驾，石家庄的跑道是多长？”

江寻一秒都没犹豫，“三号跑道三千四百米，四号跑道三千二百米，不过四号跑道有临时航空播报，下滑道今天校飞，暂时用不了。”

陈瑞华靠在座椅里，端着咖啡喝了一口，慢慢地点了点头。

飞机飞到太原附近的时候，管制忽然叫停了高度，说前面有空军活动，让他们在高度层上等待。

江寻立刻在飞行管理系统上调出了一个等待航线，把入航点设置在最近的航路点上，按照标准等待程序计算好了等待速度和时间。陈瑞华看着他做完这一切，把咖啡杯放回杯架上，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赵德明飞了一辈子，很少夸人。”

江寻没接话。

“高天明那张嘴你也知道，逮着谁都能聊，但那不是夸，那是话多。他夸人，是有分量的。”陈瑞华顿了顿，“所以你今天要是飞得不好，我回去就告诉他俩看走眼了。”

江寻看了陈瑞华一眼，忽然觉得这个人在开玩笑，但脸上又没什么笑容，不太好判断。他就没说话，把注意力放回到仪表盘上，等管制指令。

大约等了十二分钟，管制给了新的指令，可以继续往前飞。江寻把等待航线的余量消掉，重新加入航路，动作快而不乱。

落地北京首都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北京的天黑得早，跑道灯早早地就全亮了。江寻做的着陆虽然不是他飞过的最好的那一次，但也在标准范围内，姿态稳定，油门控制到位，没有飘也没有重。

陈瑞华把飞机滑进停机位，关车，摘下耳机，扭过头来看江寻。那种目光跟前两位机长不太一样，不是评估，也不是夸奖，更像是一种确认。

“行，我知道了。”陈瑞华说，意思很明白——我验证完了，传说是真的。

江寻不知道陈瑞华回去以后到底跟赵德明和高天明说了什么。他只是隐约感觉到，在这一周里，他在公司里的口碑好像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那几个和他搭过班的机长，分处于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飞行风格，但回到飞行部以后都不约而同地提起了同一个名字。茶水间里开始有人知道，新来了一副驾年纪轻轻，却飞得相当不错，

他没怎么在意这些，也没空在意，因为接下来的几天排班一个接一个地压上来，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周六的排班几经调整，最终改成了飞深圳。机长叫郑毅，四十出头，是公司里出了名的技术流，对标准操作程序抠得极细。他飞行的每个动作都有理论依据，每句指令都严格遵循手册，跟这种机长搭班最轻松也最难——轻松是因为他逻辑清晰，难是因为你任何一点偏差他都能看出来。

江寻在准备阶段就把深圳宝安的机场图、进离场程序、各跑道的最低天气标准全部复习了一遍，又把最近深圳机场的航行通告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看到有一条说B滑行道有一段正在施工，关闭了部分道面，他在MCDU里做了个标记，又在脑子里把滑行路线重新过了一遍，确保自己到时候不会走错。

郑毅先是让江寻做飞行，自己做监控。（作者解释：机长和副驾驶有一个人需要做飞行操控，另一个做全程监控。）

从起飞到巡航，江寻的所有操作都完美地卡在SOP的框框里面，不多一分不少一厘，连检查单的呼号和应答都标准得可以用来当教学录音带。郑毅没说话，但一直在默默观察。到了下降阶段，管制给了个偏航指令，要让飞机偏离原计划航路五海里，江寻立刻在MCDU上操作，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重新计算了航路和油量，整个过程不超过二十秒。

落地深圳以后，郑毅终于开口了，语气跟赵德明如出一辙，淡淡的，没什么感情色彩。

“还不错。继续努力。”

就这四个字。但从郑毅嘴里说出来，这四个字的含金量不比别人一整段的夸奖低。江寻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回了一句“谢谢郑机长”以后就什么都没再说了。

周日的排班又是早班，飞重庆江北，然后是重庆飞虹桥的返程。机长叫刘志远，五十岁出头，是那种笑眯眯的老好人，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但飞起来每一个数据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跟江寻搭班的时候基本没怎么正经聊飞行，倒是一直在问江寻老家哪的、家里几口人、有没有对象之类的问题。

江寻被问得有些窘迫，支支吾吾地答了几句，耳朵尖都红了一点。刘志远看他这副模样，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现在的年轻人啊，一提这个就不好意思。行行行，不问你了，你好好飞。”

返程的飞机上，刘志远忽然从飞行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里面泡着枸杞和菊花。“江副驾，你知道我飞了三十年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江寻想了想，“安全。”

“安全是一定的，但安全是靠什么换来的？”刘志远喝了口水，“是靠心态。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你这个人不浮躁，这是你的福气。但在飞行上不急就行了，生活上该着急还是得着急，该往前看就往前看，不能老在一些事情上耗着。”

江寻的睫毛颤了一下。他不知道刘志远这话是有心还是无意，但那几个字像一根又细又硬的针，准确地扎进了他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

“我知道了，刘机长。”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平时轻了一点，但依然稳。

从周一到周日，整整七天，江寻飞了六个航班，去了四个城市——成都、广州、北京、深圳、重庆。虹桥出发，又回到虹桥。他的总经历时间从八十七小时四十分钟增长到了一百二十小时出头。而和他合作过的机长们回到飞行部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提到同一个名字：江寻。

赵德明说：“那个小伙子可以。”

高天明说：“他飞得是真好，就是太闷了，闷得你心里没底，得想办法让他多说话。”

陈瑞华说：“行吧，你俩没看错人。”

郑毅说：“还不错。”

刘志远说：“这孩子不错，不过心里好像藏着什么事儿。看不太透。”

这些评价像水面上扩散的波纹一样，从飞行部传到准备室，从准备室传到食堂，从食堂传到那些江寻根本不认识的人耳朵里。他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没在意过这些事情。

对他而言，飞行就是把每一个航段飞好，把每一个动作做对，把每一次检查单念清楚。

至于别的什么，他暂时不想去想，也还没准备好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