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乎不休息。每天早上七点到厂房，晚上十点以后离开。徒弟们轮流值夜班，他不轮，每天都在。后来徒弟们也不轮了，因为他在，他们不好意思走。母亲打电话来，问过几回个人问题。他说忙。母亲说，你总是说忙。他说，真的很忙。你爸年轻时候也这么说。

家属院要拆的消息，是母亲打电话告诉她的。

“下个月就动工了。老房子里的东西你自己回来看看，有用的带走，没用的就扔了。”

林晚星说好。

挂了电话，她在工位上坐了很久。电脑屏幕上是一份还没改完的并购协议，光标在某个条款末尾一闪一闪。她看着那道光标，忽然想起家属院的楼道。

楼梯扶手是铁管的，冬天摸上去冰凉，夏天被晒得发烫。二楼拐角有一扇窗户，窗框是木头的，漆皮起了泡。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

她在那栋楼里住了六年。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飞飞姐正好从茶水间出来，手里端着两杯咖啡。飞飞姐看见她拎着包，挑了挑眉。“请假？”

“嗯。回老家。”

飞飞姐把其中一杯咖啡递给她。“路上喝。”

林晚星接过咖啡。“飞飞姐。”

“嗯？”

“你说过的那句话——记住为什么来这里，也记住有一天要走。”

飞飞姐看着她。

“我可能快想起来了。”

飞飞姐没有追问。她只是伸出手，拍了拍林晚星的肩膀。力道很轻，落下的时候却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重量。“那就好。”

高铁三个半小时。她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

她走进去。院子比她记忆里小了。老槐树还在，树干粗了一圈，树冠遮住了小半个院子。她站在树底下，仰起头。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落在她脸上，一点一点的，像是很多年前那些下午。

然后她看见了沈屿。

他从三单元的门洞里走出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外套，上面沾着灰。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鼓鼓囊囊的。他也看见了她。他站在门洞里，她站在槐树底下。中间隔着五六米的距离，地上是槐树的影子和碎叶子。

风从院子外面吹进来，把槐树枝吹得沙沙响。有一片叶子落下来，打着旋，落在她肩膀上。

沈屿先开口：“好久不见。”

她说：“嗯。”

“我妈说这边要拆了，”他说，“回来收拾一下。”

“我也是。”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老槐树还在沙沙响。门卫室里的戏曲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换成了新闻广播，男播音员的声音平平的，念着某地的会议消息。

“上去看看？”沈屿说。

“嗯。”

她跟着他走进三单元。楼道比她记忆里窄了，墙面重新粉刷过，是一种说不上颜色的白，把那些年小孩子用铅笔画的涂鸦全都盖住了。

但扶手还是那根铁管的扶手，二楼拐角的窗户还是那扇木头窗框的窗户，漆皮还是起了泡，和从前一模一样。

门开了。屋里的家具已经搬空了。客厅只剩下一个旧沙发，是母亲说太重不要了的。地板上有家具挪走后留下的印子，深浅不一，像一张等高线地图。

她的房间在朝南的那一面。房间也空了。床没了，书桌没了，只剩墙上还留着一些痕迹。图钉钉过的小孔，透明胶带撕掉后残留的印子，还有她用铅笔在墙角画的身高刻度——一条一条的横线，旁边标注着日期。

门外响起脚步声。沈屿走进来，工装外套脱了，里面是一件灰色的T恤。他站在房间门口，没有进来。

“你家也搬空了。”他说。

“你家呢？”

“也空了。就剩我爸的工具箱和几件旧衣服。”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沈屿走进房间，走到窗台前面，低下头看着那一小块胶水印。看了很久。

“这个还在。”

“抠不掉。”她说。

他没有说话。他伸出手，用拇指摸了摸那个印子。动作很轻，像是怕把它弄坏了。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她。

“那支钢笔还在用吗？”

她把钢笔从包里拿出来。沈屿接过去，把笔举到窗口，借着下午的光看那支笔。笔尖的歪斜在光线下格外明显，铱粒有一边磨得比另一边短，那是她用了十几年的痕迹。

“该换笔尖了，”他说，“我当年送过你备用尖。”

她没有说话。他把笔握在手心里，拇指轻轻摩挲着笔身。

“没舍得换。”她说。

沈屿抬起头看她。窗外的光落在他脸上。他的眼睛还是那种很浅的褐色，和高中时候一模一样。眼角多了一些细小的纹路，不深，但在光下看得见。

“这些年——”他开口。

“我知道。”她说。

“我不是不敢说，”他的声音很轻，“我是怕说了，你连朋友都不让我做。”

“我一直在等你说。”

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落在窗台上，落在那块胶水印旁边。

沈屿深吸了一口气。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把钢笔递回去。

她伸手去接。指尖碰到他的指尖。

她没有接过钢笔。她握住了他的手。

沈屿僵了一瞬。然后他的手指收拢，把她的手和钢笔一起包在掌心里。和那天在医院一样。

“我喜欢你。”他说。窗外的风吹进来，把他的话吹得很轻，但很清楚。“从你搬来的那天就喜欢了。”

她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

“我知道。”

“那为什么不说？”

“因为我想听你亲口说。”

某个晚上，林晚星独自在书房写日记。她拿起那支旧钢笔，笔尖还是歪的，但出水很顺。

她写出的每一个字都依然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