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越说越激动，声音尖利得变了调，连日来的恐惧、愤怒、被愚弄的耻辱、失去孩子的剧痛、对债务的绝望……全都化成语言和肢体的暴力。她扑上去，双手揪住邬志文睡衣的衣领，拼命摇晃他，像要把他从这场骗局里摇醒，又像要把他彻底撕碎。

“你说话啊！！”

她用力一提，想要把他从床上拽起来。

出乎意料地，几乎没费什么力气，邬志文轻飘飘地就被她拎起了上半身。他太轻了，轻得像一具裹着布的骨架。这个认知像一盆冰水，猛地浇熄了林兰所有的怒火和疯狂。

她愣住了，双手还攥着他的衣领，借着窗外闪烁的光，她能看清他脸上因为窒息和痛苦而皱起的五官，听到他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嗬嗬声。这么轻易……她竟然可以这么轻易地掌控他、伤害他。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荒谬感排山倒海般袭来。她松开了手。

邬志文跌回床上，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咳嗽声撕心裂肺，仿佛要把整个胸腔都咳出来。他蜷缩起身体，背对着她，咳得浑身颤抖。

林兰呆呆地坐在床边，听着那仿佛永无止境的咳嗽声，看着自己刚才还充满力量、此刻却空空如也的双手。战斗的力气，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还能向谁讨要公道呢？向这个奄奄一息的骗子？向这荒诞的命运？

那一夜，邬志文断断续续咳了一宿。林兰就靠在床头，睁着眼，听着。凌晨时分，一次剧烈的咳嗽后，邬志文冲到卫生间。林兰跟过去，看到他扶着洗手池，对着污渍斑斑的白色陶瓷面盆呕吐，吐出的秽物里，夹杂着刺目的、丝丝缕缕的暗红色。

血。

林兰的心沉到了底。

第二天一早，她一言不发地收拾了两人少得可怜的行李，拉着几乎直不起腰的邬志文，去了县城唯一一家像样的医院。检查、化验、办理住院。

医生看着邬志文带来的、已经厚厚一沓的病历和最新的检查报告，眉头紧锁，最终只是摇头：“肝硬化晚期，门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风险很高。先住院稳定一下，输点血，还有白蛋白，用些止血和降门脉压力的药。但……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住院需要钱。邬志文的卡早已被冻结或掏空。林兰默默地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这是她工作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原本是她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底气，准备应急，或者……在彻底无望时离开的盘缠。不多，五万八千块。

她把卡放在邬志文病床边的床头柜上，声音干涩：“先用来交押金和药费吧。”

邬志文看着那张卡，又看向林兰。他眼神复杂，有羞愧，有感激，或许还有一丝残余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算计。他没有拒绝，只是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仿佛连说一句“谢谢”或“对不起”的力气都没有了。

钱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住院几天，邬志文的出血暂时止住了，脸色却依旧难看，腹水似乎又多了些，肚子微微鼓起。他变得异常焦躁，不断打电话，低声下气地求人，眼神却越来越灰暗。也许稍微可算安慰的，是邬志文为自己买过大病保险，医疗费还能报销一部分。

一天下午，他接完一个电话，突然挣扎着要下床。

“你去哪儿？”林兰拦住他。

“有个机会……土石方的生意，就在附近一个镇子，对方说可以去看看现场。”邬志文喘着气，眼睛里有种回光返照般的急切，“是真的机会，老婆，如果能谈成，就能缓一缓……”

林兰看着他，知道这大概率又是镜花水月。但她没再阻拦。“我跟你一起去。”

他们坐上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来到一个尘土飞扬的郊外工地。所谓的“生意”，不过是听一个包工头模样的男人吹了半小时的牛，看了几眼堆得像小山的土方，连份像样的图纸或合同都没有。邬志文强打精神应付着，林兰则远远站着，看着夕阳把土堆染成暗红色，像凝固的血。

回城时，天色已黑。他们搭了一辆顺路的私家车，是一对回市里的中年夫妇，还算和善。邬志文和林兰挤在后座。

车子驶上国道，窗外是飞速后退的模糊黑影和偶尔掠过的远处湾庄灯火。一天的奔波和病痛消耗了邬志文最后一点精力，他靠在座椅上，头歪向一边，呼吸沉重而不均匀，眉头即使在睡梦中也紧锁着。

林兰看了他一会儿，轻轻扶过他的头，让他枕在自己腿上。

这个角度，她能清晰地看到他脖子和敞开的衣领下那片皮肤。昏暗的车内灯光下，她看到那些暗红色的、细小的、像蜘蛛一样伸开触角的痣——蜘蛛痣，比以前更多了，颜色似乎也更深了些，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他颈侧和锁骨附近，像某种不祥的印记，昭示着肝脏功能的衰竭。

林兰的目光凝滞在这些红蜘蛛痣上，指尖无意识地悬空，不敢触碰。

忽然间，记忆的闸门被汹涌地冲开。

不是关于邬志文，而是关于妹妹。

那年她十二岁，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暑假，父母在外省建筑工地打工，让她们和爷爷奶奶坐火车过去。坐的是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硬座，要熬二十多个小时。

车厢里挤满了人，闷热不堪，混杂着各种气味，咸菜味是个中翘楚。妹妹起初还很兴奋，扒着车窗看风景，后来累了，就靠在她身上睡。半夜，妹妹睡得沉了，滑下来，枕在她腿上。薄薄的汗水打湿了妹妹额前细软的刘海，一绺一绺地贴在光洁的额头上。车厢顶灯昏暗，妹妹的睡颜纯净安宁，嘴巴微微张着，呼吸轻柔。她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腿被压麻了也不敢动，怕吵醒妹妹。窗外是飞驰而过的、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哐当”声，规律而单调，载着她们奔向父母，奔向一个短暂的、团聚的夏天。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那时的她们，以为最难的不过是漫长的车程和腿麻，以为未来就像窗外的黑暗，虽然未知，但总会抵达有光的地方，有父母在等的地方。

林兰的视线模糊了。她低下头，看着腿上这个男人病弱、布满不祥印记的脸，又仿佛透过他，看到了当年那个汗湿了刘海、安心睡在她腿上的妹妹。

妹妹在C市工作，只知道她嫁了个“条件不错”的人，婚礼很风光。她从未跟妹妹提过邬志文的病，提过债务，提过死去的孩子，提过这几个月地狱般的日子。

羞愧、思念、一种强烈的倾吐欲和随之而来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她想念妹妹，想念那种纯粹的血脉相连的温暖。她疯狂地想立刻见到妹妹，扑进她怀里，把这些难以承受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嚎啕大哭着告诉她。但另一个声音又在尖叫：不能说！太丢人了！太不堪了！怎么能让妹妹知道，她引以为傲的姐姐，活成了这样一场笑话？怎么能让妹妹为她担心，甚至被她拖累？

车窗外，城市的灯光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汇成一片冷漠而繁华的光海。腿上，邬志文的呼吸声粗重而艰难。林兰的手，终于轻轻落下，极轻、极轻地，拂开了邬志文额前被冷汗浸湿的、几缕早生的白发。

她的眼泪，终于无声地、大颗大颗地砸落下来，洇湿了他风衣粗糙的布料，也洇湿了她心里那片关于妹妹的、遥远而温暖的记忆。

去见妹妹吗？如何去见？又该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