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情绪崩溃发生在浴室。
那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身边没人。浴室里有水声，我以为是他在洗澡。
但水声持续了太久。我敲敲门：“哥哥？”
没回应。
“林予琛？”我提高声音。
还是没回应。
我推门——门没锁。浴室里雾气弥漫，浴缸的水龙头开着，水已经溢出来，流了一地。
林予琛坐在浴缸里，闭着眼睛，脸色苍白。水是红色的——他的手腕上，一道深深的伤口，血还在往外渗。
“林予琛！”我冲过去，关掉水龙头，抓起毛巾按住他的伤口。
他睁开眼睛，眼神涣散。
“云熙...”他轻声说，“水很暖...像回到妈妈肚子里...”
“别说话！”我手忙脚乱地找手机打120，“坚持住，医生马上来！”
“不用了...”他说，“让我睡一会儿...就一会儿...”
“不许睡！”我吼道，眼泪掉下来，“林予琛，你敢睡我就恨你一辈子！”
他看着我——虽然看不见，但脸朝着我的方向。
“对不起...”他说，“我只是...太累了...”
然后闭上了眼睛。
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医生在车上止血，输液，监测生命体征。
“失血过多，”医生说，“但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伤口不深，他可能...没真的想死。”
“什么意思？”
“自杀的人如果真想死，会选择更致命的方式。”医生说，“割腕，而且选在你在家的时候，选在浴缸里——这些都不像决绝的自杀，更像...求救。”
求救？
我看着担架上昏迷的林予琛，突然明白了他真正想说什么。
不是“我想死”，是“我撑不下去了，救救我”。
医院里，他很快被抢救过来。醒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又搞砸了，对不对？”
我握着他的手，没说话。
“我只是...”他的声音很轻，“只是想感觉一点什么。疼痛，温暖，或者...活着的感觉。”
“那你现在感觉到了吗？”我问。
“嗯。”他点头，“疼。”
“那就记住这个疼。”我说，“记住活着的感觉——不只有痛苦，还有疼。疼意味着你还活着，意味着你的神经还在工作，意味着...你还能感受。”
他沉默了很久。
“云熙，”他说，“我会不会...永远都这样？时好时坏，像个定时炸弹？”
“不会。”我说，“我们会找到办法。药物，治疗，时间...总会有办法。”
“如果找不到呢？”
“那就继续找。”我说，“找一辈子。”
他笑了，虽然眼睛被纱布蒙着，但嘴角上扬的弧度很真实。
“你真是个固执的人。”他说。
“你也是。”我说，“所以我们才是一对。”
那天下午，萧阿姨和林叔叔来了。看见儿子手腕上的纱布，萧阿姨当场哭了。
“小琛...”她握住他的手，“你怎么这么傻...”
“妈，”林予琛轻声说，“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林叔叔开口，声音很沉，“要说谢谢。谢谢你还活着，谢谢你还愿意让我们爱你。”
林予琛愣住了。
“儿子，”林叔叔继续说，“爸爸以前总说，男人要坚强，要独立，要有担当。但现在爸爸明白了——真正的坚强不是不哭，是哭了还能站起来。真正的独立不是不求助，是求助后还能继续前行。真正的担当不是不脆弱，是承认脆弱后还能负起责任。”
我看着林叔叔——这个一向严肃的中年男人，此刻眼圈红红的。
“所以，”他说，“你可以脆弱，可以求助，可以崩溃。但答应爸爸，不要放弃。好吗？”
林予琛的嘴唇在颤抖。过了很久，他说：“好。”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父子这样对话。没有指责，没有说教，只有坦诚和爱。
也许这就是家人。不是完美的，不是永远和谐的，但总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用最笨拙的方式说“我爱你”。
出院回家后，林予琛开始接受正规的心理治疗。每周两次，雷打不动。
治疗师姓赵，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声音很温和。她建议林予琛试试写作治疗——不是写小说，是写日记，写感受，写那些不敢说出口的话。
“用什么写？”林予琛问，“我看不见。”
“用任何你能用的方式。”赵医生说，“盲文，录音，或者...口述，让江先生帮你记。”
于是，每天晚上，我们多了一个仪式：写作时间。
有时他口述，我记录。有时他用盲文板自己写。写的内容很杂——有时是当天的感受，有时是破碎的回忆，有时只是一句话，一个词。
“今天下雨了，”有次他口述，“我听见雨声，想起爱丁堡。那里的雨和这里不一样——更冷，更绵密，像永远不会停。但这里的雨...有温度。可能是因为知道，雨停后，有人会帮我收衣服。”
我记下这段话，然后读给他听。
“写得好吗？”他问。
“好。”我说，“很真实。”
“那就好。”他笑了。
渐渐地，他的情绪开始稳定。虽然还有波动，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剧烈。药物也调整了，副作用小了，效果好了。
有天晚上，他突然说：“我想弹吉他。”
我愣住了。自从失明后，他再没碰过吉他。
“可以吗？”我问。
“试试。”他说。
我从书房拿出吉他——那把跟随他二十多年的木吉他，从家里带到北京，带到爱丁堡，又带回来。
他接过吉他，手指轻轻抚过琴弦。然后调音——虽然看不见，但他的耳朵还记得每一个音高。
调好音，他沉默了一会儿。手指按上琴弦，但迟迟没有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