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谈话之后，若岚像被人从背后轻轻抽走了一根骨头。

她照样去开会，照样批表格，照样在群里“收到”“好的”，甚至照样能在台上讲一段条理清晰的发言——可她自己知道，她在把情绪压进最深的抽屉里，像压进一份“不便公开”的材料：不提交，不解释，不求证。

夜里回到家，她会忽然停在玄关，站很久，灯也不开。

她想不明白的不是那一句指责——那句指责当然荒唐，荒唐到让人连愤怒都显得多余。

她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她这么多年，明明已经走得那么远，却总像在门外。

门里的人，轻轻松松就能坐在同一张垫子上，掼蛋、笑闹、互相递牌；门外的人，就算捧着资源、捧着热情、捧着一整套能把学院推向更大舞台的方案，也可以在一瞬间被人用最恶意的方式误读——而你甚至没资格觉得委屈。

她好像一直在迷雾外面，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看见灯火，看见热闹，看见“其乐融融”。却始终摸不到温度。

她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可习惯有时候只是麻木，麻木的背后，还是会疼。——疼到你忽然不想说话，疼到你忽然不想解释，疼到你忽然连“努力”这两个字都不愿意在心里念一遍，像念了就会被嘲笑。

她就这样阴郁了很久。

直到某一天，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学校公告。

简短、规整、像所有正式通知一样：姓名、身份、病因、抢救无效、逝世时间。

那名字像一颗迟来的石子，轻轻落进她心里，却在水面下砸出很大的回音。

——那位白发苍苍的老校友。

那位曾在晚会上唱过《少年》的老校友。

她请他来，是在那几年里少见的、她觉得“自己真的做成了一件事”的时候：屏幕那头的老人坐得笔直，白发像灯光一样亮，唱到“眼前这个少年”时，声音不再年轻，却干净、纯粹像晶莹的水晶。

那一晚，她坐在台下，突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忙碌不是空的——至少，有过这样一个瞬间，大家被她拉到一起过。不是投票，不是名单，不是互相试探的笑。是歌声。是青春。

她记得他当时的眼神。

那不是“表演”的眼神，是活着的人在回望自己一生的眼神。

可现在，公告说：他走了。

才隔一两年。

若岚盯着屏幕，眼前的字像被雾气晕开，一点点发虚。她以为自己只是看久了眼睛酸，伸手揉了一下，却在指尖触到一片湿。

她的喉咙忽然发紧。

像有人把一口温热的东西硬塞进来，塞得她发不出声。

她甚至没有立刻哭出声音，只是一直喘不过气，眼泪无声地掉，落到嘴角时有一点淡淡的咸。

奇怪的是——她感到被羞辱的时候，她没有这样。

她被按在名单边缘的时候，她也没有这样。

她一直以为自己能忍。

可看见这一条消息，她忽然像为他哭，也像为自己哭。

为那几年里，她好不容易捂热的一点点温暖，突然就失去温度；为那些被她当作“记号”的东西——一杯红茶、一句节气、一首歌、一张合照、一句“辛苦了”——原来都可以这么轻易被时间收走，像把你辛苦攒下的火星一口吹灭。

她坐在办公桌前，背脊僵直，眼泪却停不下来。她想：原来有些东西不是输赢，不是站队，不是门票。是你还愿不愿意相信，人跟人之间有过真的靠近。可现在，连那个唱歌的人都走了。

几天后，校友会转发通知：遗体告别仪式在外地XX城市举行，师生自愿前往。

若岚看着那条通知很久。她知道这很“冒险”。她又不是那种“亲近的人”，她只是一个曾经邀请老科学家参加一次活动、又看了一场他们演出的人。她甚至能想象有人见到她会在心里说：你去做什么？你跟他什么关系？

可她还是做了一个自己都觉得大胆的决定。

她给通知上的校友会联系人发了消息，问清时间地点，订了最早一班机票。她没跟任何同事说，只在日历上给自己留了1天空白，像在一张满格的表里硬挖出一块呼吸的地方。

她收拾行李时很快：一套黑色外衣，一双平底鞋，一把伞，一包纸巾。

她把那条通知截图放进手机相册，像怕自己临到出发又反悔。

飞机落地时，外地的阳光很亮。

她拖着箱子到酒店办理入住，放下行李后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出门找花店。

她想送花。

花圈来不及，至少要有一束花。

附近花店里摆满了粉色和红色的玫瑰，满目鲜艳，像每一朵都在提醒她：这里的花是给喜事的，是给求婚、生日、开业、聚会的。

那种颜色刺得她眼睛发疼。

她站在花店中央，像站错了场合。

她转了一圈，几乎要放弃，直到在角落里看见一小桶白菊。

白得干净，白得冷，白得像一段被剪下来的秋天。

她怔了怔。

这个季节怎么会有菊花？她没有问。

她只是走过去，慢慢挑，挑了十几枝，枝枝挺直，像小小的骨。

她让店员帮她扎成一束。

白菊在花纸里立起来的一瞬间，她忽然想起那位老校友的白发——同样的轻，同样的亮，同样的倔。

店员很沉默，没有像对喜事那样说“祝福”“幸福”“长长久久”。

她只是递给若岚一块花泥，细致地把花梗插进去，又用塑料膜包好，叮嘱：“今晚放阴凉处，别吹风。明天一早拿出去不会蔫。”

若岚点头，付了钱，说谢谢。

她抱着那束白菊走回酒店，外面阳光刺眼，她戴上墨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