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把木质高脚椅，扶手被细心打磨成圆润的弧线，防止磕碰。

此刻，这个六岁的小男孩正围着围兜，右手握住勺子，专心对付着碗里的牛奶燕麦粥。

这是他最常吃的早餐之一，简单、营养，易于消化，旁边的餐桌上放着他的小书包，书包侧面插着一个装满水的小熊水壶。

今天是个阴天。

安妮看了一眼窗外。

随后目光又环视了一圈室内，最后落在冰箱上那张日程表上——

等下她要开车送以撒去幼儿园上学，再然后她自己要去上班。

在这个蒂博没有出现的早晨，她和儿子的生活正常运转着。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

安妮有些走神。

她听着电话另一头的范妮姨妈说她和蒂埃里姨夫坐飞机去葡萄牙看比赛的事，因为球票都是蒂博提前准备好的，所以观赛位置绝佳。

安妮想：

其实她昨天晚上也看了比赛。

她一直看到了最后。

起因是以撒问：“妈妈，爸爸在电视里踢球，为什么我们不去现场看他踢球呢？那里看起来好多人，好热闹。”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坐在客厅的地板上，背靠着沙发，身下是柔软厚实的地毯。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为他和他面前的玩具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

安妮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她只好告诉儿子：

因为他第二天要上学，因为里斯本光明球场太远，因为爸爸工作太忙，而妈妈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带他去现场观赛。

“哦，好吧。”

以撒看上去有些失望。

他垂下了毛绒绒的脑袋，继续玩面前的乐高城市消防局套装，小手努力地将一块红色积木按在屋顶上。

这当然是一个借口。

因为蒂博的家人，他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去了比赛现场，唯独妻子和儿子缺席，这几乎将他的家庭矛盾暴露在了明面上。

但无论是蒂博还是安妮都没有对媒体说什么，反而一直强调他们的感情很好，以社媒互动举例，但实际上安妮的账号并不是由她本人在运营，她也不会去关心今天蒂博又发了什么。

以撒很想看比赛。

他很崇拜父亲。

所以安妮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电视。

里斯本的天气很棒，现场的马竞球迷也很热情，一切原本应该是完美无缺的——

因为球队几乎将比分领先到了最后。

直到裁判给出五分钟的伤停补时，再然后，拉莫斯进了那个改变一切的头球。

一切都像是慢动作。

安妮甚至没有反应过来。

她只是盯着屏幕，然后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不真实感。

她并不为蒂博的失败而难过。

她只是感到不真实。

因为失败来得太突然，太有戏剧性，大起大落，才叫人难以相信。

或许还是有一点点难过的。

只有一点点。

但这份难过并不为现在的蒂博·库尔图瓦。

而是为了当初那个站在医院门口、朝她伸出手的少年。

他说：“安妮，欢迎你来到这个家。”

欧冠决赛就这样落下帷幕，马竞1-4输给皇马，遗憾错失大耳朵杯。

比赛结束后，镜头久久定格在场边。

安妮想起那个画面：

蒂博穿着深蓝色的门将服，一个人蹲在球门前，非常茫然、孤独，而他的身前是欢呼着抱作一团的皇马球员。

（56）

通话仍在继续——

范妮姨妈说了很多，但一直没有说到重点，她的措辞听上去小心翼翼。

这让安妮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她才得知，原来，在输掉欧冠决赛以后，当蒂博领完奖牌、短暂和家人见面的那个空隙，他看见母亲的第一句话是：

“妈妈，安妮要和我离婚。”

“她不肯和我一起去伦敦。”

他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婚姻现状，宛如一名无辜的受害者。

如果从金钱、地位、社会影响力这些角度出发，安妮绝对无法和丈夫相提并论。

作为球员，而且是西甲主力，首发出场参加欧冠决赛，入选国家队，即将征战世界杯，蒂博的经历早已超过这个世界上90%的球员。

他是天才，也足够幸运，职业生涯从未行差踏错一步，自然顺风顺水。

比利时已经等待太久。

同丈夫的远大前程相比，妻子的小小不满又算得了什么呢？

事实上，直到二战以后，欧洲很多国家才开始改革婚姻法，但“过错原则”仍占主流。

一个女人想要离婚，她必须在法庭上证明丈夫有错（虐待、通奸、遗弃等等），诉讼费用高昂，且过程痛苦、极不体面。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无过错离婚”才被正式引入。

所以难怪范妮姨妈会在电话里说：

“安妮，你很年轻，蒂博也很年轻，你们之间还有一个孩子，不要仓促地作出决定。”

“先来巴西好不好？”

“我们一家人待在一起。”

“离婚的事可以以后再说，但蒂博还有世界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他已经输了欧冠决赛，不能再失去世界杯了。”

“安妮，我请求你，请求你……体谅我作为一名母亲的心情。”

以后再说，延后处理，暂且搁置。

忍耐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问题。

很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安妮甚至可以听到范妮姨妈在无声地询问：

为什么唯独你不可以呢？

为什么你不能够像其他人一样，满足于当下的生活，顺应它、服从它，继而接受它并成为它的一部分呢？

她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无数次。

在每个无法入眠的深夜，当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却迟迟无法入睡时，她都在想：

为什么她才二十二岁，却已经不知道为何而活着了呢？

她的父母早早地离开了她。

在那个下着雪的季节。

布鲁塞尔成为了伤心地，然而亨克却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在同蒂博结婚以后，安妮突然发现：

她的忍耐、牺牲并没有让她如愿以偿地成为新家庭的一份子，她同姨妈、姨夫、表姐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此变得更紧密，相反，她在骤然间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她爱以撒吗？

也许爱吧，也许不爱。

她日复一日地照顾他，喊他起床，开车送他去幼儿园，为他准备一日三餐，履行着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可能是因为——

如果不做这个，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她的生活没有重心。

也很难获得快乐。

安妮想：她无法像其他球员妻子那样，简单、纯粹地享受金钱带来的快乐。

因为做不到。

如果按照原有的人生轨迹，她绝无可能嫁给蒂博、她的表弟，也不可能在十七岁这一年就结婚生子。

婚姻毁掉了她的人生。

或许时间更早。

毁掉她人生的不止是婚姻，还有车祸、退学、产子，以及犹豫过后，还是决定忍耐、默默承受的每一个瞬间。

安妮坐在沙发上，安静地听着来自范妮姨妈——她尚存于世的、唯一亲人——的电话。

后者在劝说她留下来。

不要离婚。

想想孩子，想想家庭，想想外界可能会产生的舆论，情感可以被修复，裂痕可以被弥补，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被解决，只要尝试去做。

安妮抵住额头。

然后久违地感到了一丝无措。

还有难过。

她想蒂博真的很聪明。

他总是善于抓住每一个人的软肋，从前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

但这一次，她是真的不能够再向他屈服。

安妮换了一个坐姿。

她整个人陷在柔软的沙发里，电话听筒有些发烫，正紧密地贴在耳廓上。

她对着电话另一端，轻轻说道：

“姨妈，对不起。”

“但请相信，离婚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

范妮·库尔图瓦是她母亲的妹妹。

姐妹俩的感情很好。

所以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任何报酬，但当车祸发生、姐姐姐夫离世后，对方仍是接手了侄女的养育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安妮现存于世的唯一亲人。

可是姨妈也是别人的妈妈。

她的爱很大一部分都分给了儿子，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才能留给侄女。

这是人之常情。

但承认自己不被爱，或是不那么被爱总是艰难的。

安妮想：

她曾经为这样一份感情而患得患失。

因为她害怕成为累赘，害怕被抛弃、不受欢迎，最后一个人孤独地活在世界上。

这个设想太过恐怖，对于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女孩来说，这一定是最不幸的未来。

但现在她却又没那么害怕了。

可能是她终于明白：

其实她的家庭早已破碎。

她不能够用别的人去填补空缺，就像范妮姨妈不能成为她的妈妈，蒂埃里姨夫不能成为她的爸爸一样。

她不再奢求去向他们寻求爱。

与此同时，她也不再害怕来自这些人的怨怼、愤怒与不满。

她不再害怕接下来人生的种种。

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次，她要自己做决定。

想到这里，安妮怀着平静的心情，以一种近乎柔和的态度对电话另一端说道：

“姨妈，对不起。”

“但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也没有办法出现在巴西。”

挂断电话后，她将目光转向餐厅。

以撒已经吃完了早餐。

他自己解开了围兜，又跳下儿童座椅，熟练地背起放在一旁的书包，然后一蹦一跳地朝母亲跑来，像一只活泼的小麻雀。

安妮摸了摸儿子的小脑袋，蹲下身，用指尖为他擦去嘴角的牛奶渍。

这本来应该是寻常的一天。

但在玄关换鞋的过程中，她突然问以撒想不想去英国上学？

去英国，去伦敦。

那里有漂亮的公园，还有大大的博物馆。

以撒的小脑袋靠在她的肩膀上。

听到这个问题，他抬起头，那双和蒂博极为相似的眼睛疑惑地看着安妮，并没有直接回答好与不好，而是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妈妈你呢？”

“你也会去英国吗？”

“我们一家人都会去英国吗？”

安妮犹豫了一会儿，没有选择正面回答。

而是换了一个话题。

她说暑假快要到了，让爷爷奶奶带你去看爸爸踢球好不好？你不是一直想去现场看爸爸踢球吗？

果然，以撒的注意力被“暑假”和“看爸爸踢球”这几个关键词所吸引。

忘记了刚才关于去英国上学的话题。

他在安妮怀里高兴地拍了拍手，雀跃地喊道：好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