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对于安妮来说,离婚不是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
它一直在那里。
但她却很少正视它。
当她还在亨克的时候,因为怀孕,她需要定期去医院产检。
频率一般是每月一次。
项目除了最常规的尿检,还有各种血液检查、超声波扫描和筛查测试。
负责产检的医生很尽职尽责。
但撩起衣服、在陌生人的目光下袒露身体仍是一件让人感到羞耻的事。
安妮至今仍能回忆起那种感觉:
冰凉的凝胶涂抹在小腹上,医生拿着探头移动,一边移动,一边介绍屏幕上的影像。
她说胎儿在正确的位置,心跳很强劲。
她说所有主要器官和身体结构都发育正常,羊水量也很好。
她说根据胎儿大小,预产期将会是今年(2009年)的九月份。
最后她说——
“您想知道性别吗?看起来是个男孩。”
安妮闭了闭眼睛。
那次产检是蒂博和她一起去的。
在他忙碌的赛程中间,他终于抽出时间来履行自己作为丈夫、同时也是父亲的责任。
他们还打印了一张B超照片留作纪念。
但现在这张照片在哪里呢?
安妮想起自己和对方并肩走出B超室。
那是一个夏天,阳光很好,天气也很好,空气中充斥着柠檬香气,野蔷薇绿叶满枝,人们会享用樱桃和甜瓜——
多么美好的季节。
一如她和蒂博的初次相遇。
但医院却很阴凉。
他们走在走廊上,脚下瓷砖光可鉴人,两侧墙壁上张贴着关于生育知识的科普。
安妮走得很慢。
她想起自己看向窗外,绿意盎然,树叶在阳光下非常耀眼,仿佛在发光。
他们是负责任的父母吗?
他们真切地期待着这个孩子到来吗?
安妮不知道。
她从蒂博的脸上也看不出。
无数次,她都想问他: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她想哭泣着、颤抖地问他。
在去西班牙的那个凌晨,来到马德里以后无助的夜晚,以撒进医院,她一个人忙碌、选择工作以谋求一丁点独立,被媒体嘲笑、不被理解的日日夜夜,安妮都想要这样问他,问蒂博——
这种姿态一定很难看,同时也很软弱。
但比利时人不会理解。
安妮终于意识到:
蒂博永远都无法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
他甚至学不会“同情”。
他鄙夷软弱、轻视痛苦,他把它们统统归咎于个体自身的脆弱性,而他足够强大,前途也无限光明,所以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困扰。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的心中涌现出这样的念头。
起初它很微弱,被层层掩埋,安妮有无数借口来应付这样一份诘问,比如她没有工作,她的学历很糟糕,她能力不行,她做不好——
尝试很难,但放弃很简单。
然而每一次放弃,回头看自己的生活却是这样的绝望。
绝望到让安妮忍不住问自己:
难道十二岁时,在课堂上展望未来,她想要过得就是这样的人生吗?
她没有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生育算吗?),她放弃了钢琴,也放弃了绘画,无论是彩铅、水粉还是油画,这些技能,无一例外都彰显着克利福德夫妇曾经非常努力、认真地培养过独生女儿。
然而这一切终究毁于一场车祸。
她的人生自此天翻地覆。
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再是从前的模样。
安妮坐在沙发上。
时间已经很晚了,但她还没有睡觉。
她在用手机看新闻。
点进《国家体育报》的专栏,上面说这是一次历史性加冕,西蒙尼率领马竞打破皇马巴萨垄断,时隔18年重夺西甲冠军。
蒂博的发挥很出色。
无论是在联赛中,还是在欧冠赛场上,他的稳健扑救与优异的门线技术都为球队托住了下限,人们称呼他为“比利时门神”,国家队也向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球员发出了征召。
他会成为比利时一门。
但是这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安妮这样想道:
她无法做到与有荣焉。
蒂博·库尔图瓦的胜利、荣耀与光辉都与她毫无关系。
她只是无法再忍耐了。
想要离婚的念头一天天加深,从一颗种子成长为参天大树,曾经她以为下定决心很难,因为无论如何她都不想要把自己从“家庭”中剥离,她不想要一个人,或者说——
她害怕一个人。
从布鲁塞尔到亨克,再从亨克到西班牙,安妮一次次妥协,一次次忍耐,正是因为她喜欢范妮姨妈,喜欢蒂埃里姨夫,也同样喜欢瓦莱丽表姐,她想要和他们成为一家人。
她不想要被驱逐。
如果可以留下来,和“家人”待在一起,似乎忍耐也是值得的。
但安妮突然发现:
她痛苦的阈值并没有因此变高。
她仍是感到委屈,为很多事,范妮姨妈和蒂埃里姨夫终究不可能像真正的“父母”那样珍惜、爱护她,虽然他们已经竭尽全力。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人做错了什么。
安妮终于明白:
2006年那场车祸摧毁了她的家庭,夺走了她的父母,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试图用别的东西、别的人去代替和弥补,就好像这样可以“假装”她并未孤身一人。
但实际上失去的东西就是失去了。
它不会回来。
她不能一直活在那个下着雪的冬天,放任灵魂被困在那里,面对悲剧无能为力。
诚然,安妮·克利福德仍是渺小的,她的年薪、社会地位都无法同丈夫相提并论。
世界上也许只有十个人爱她,而有十万个人爱蒂博·库尔图瓦,但这并不代表她的想法不重要,她的意志不重要。
哪怕这个世界上除了她自己,没有任何人爱她,她也必须要尊重自己。
因为她的灵魂在向她发出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