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安妮在第四天返回家中。

她接下来需要去学校办理退学手续。

而根据弗拉芒大区的特殊规定：首先，她需要与班主任或校长讨论退学原因以及替代方案。

对于安妮来说，退学原因是难以启齿的。

在范妮姨妈代为说明后，学校给她寄来了一份退学申请表，这一部分需要学生和监护人共同签署——

那是一张很薄的纸，最上面一栏是姓名、出生年月和班级信息，中间是退学原因，它贴心地分成了三个选项，分别是转学、健康问题和职业规划，最后是监护人的签名处。

安妮按部就班地填写着。

她写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她拿出了百分百的认真，想要尽量把“u”和“e”写得饱满好看一点。

虽然这样做毫无意义。

她和班主任不太熟。

老实说，安妮和所有人都不太熟。

无论是同班同学，还是授课老师、学校职工，即便她已经来到“亨克”这座城市整整三年，但她仍是格格不入——

就仿佛一个不小心闯入的外乡人。

2009年4月6日，星期一，安妮去学校递交退学申请表，她挑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而接待她的正是露西·德梅耶女士，她的班主任。

对方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女人。

她从教近二十年，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总是表情严肃、把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学生很畏惧这样的老师。

在办理退学手续的过程中，德梅耶女士劝安妮不要草率地做出决定，而是保留学籍，仅作“休学”处理，等到一年或是两年后，她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再重新回来上学。

说这话时，这个担任了安妮三年班主任的女人正殷切地看着她，目光是从未有过的和煦，似乎是希望她最后再认真考虑一下。

但安妮还是摇了摇头。

她知道对方是为了自己好，事实上，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如果不读书，还能干什么呢？

难道要跑去给男人生孩子吗？

简直荒诞至极。

安妮这样想道。

然而，她现在就活在这样一个荒诞的现实中。

安妮不敢去看露西·德梅耶的双眼，她甚至害怕对上对方的脸，因为她觉得难堪，非常难堪，仅仅是站在这里，站在这样一间普通、平凡的办公室里，就耗尽了她全部的力气。

她知道自己不会再返回学校了——

这太难了。

人类女性怀孕需要整整九个月，再然后是生产，以及产后漫长的恢复期，她需要哺乳、需要亲自抚养小孩长大，这要花费多久呢？

她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孩子和家庭，在人生境遇已经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安妮尽力阻止自己朝着更低端滑落。

蒂博不会一直留在比利时。

事实上，只需要一年、最多两年，他就会登录五大联赛，下一站也许是英超，也有可能是西甲，到了那个时候，她要怎么办呢？

是一个人留在比利时抚养小孩，还是跟着他一起搬到国外生活？

人生看似自由无限，但摆在她面前的从来都只有一条路，安妮想：

无论如何，她都不可能重返学校读书了。

在和班主任交谈过后（主要是探讨替代教育），安妮去学校行政处递交申请表，工作人员用二十分钟为她办好了退学手续，她拿到了自己的成绩单和课程证明，接下来她需要去后勤处归还学校物品，包括教材、图书馆书籍、电子设备在内。

最后，她需要清理自己的储物柜。

安妮记得很清楚，当她走完了以上种种程序后，时间才刚刚来到十点半，一切都还早。

下课的铃声响了又响，于是走廊两侧的教室顿时就“叽叽喳喳”的吵嚷开——

时值四月、春意盎然，清亮的阳光洒在地板上，树木抽出新芽，它垂落的枝条扫过玻璃窗，投下一道翡翠色的阴影。

每个人都穿着崭新的校服，脚步轻快地朝前走，只有她一个人停留在原地，她与他们背道而驰，仿佛被遗忘在了时间里。

安妮整理着自己的储物柜。

这里面有她的文具，像铅笔、橡皮、尺子一类，还有她的笔记本，她记了厚厚一叠。

柜子内侧有一张她贴的课表，是2006年下半学期的课程，当时她刚刚转学来到亨克，荷兰语学得并不好，读写都很勉强，但她还是提前做了周全准备，因为她想尽快融入这个新环境。

安妮撕下了那张纸。

连同她的文具、课本一起，她用袋子把这些东西装好，然后拎着朝门口走。

范妮姨妈在学校停车场那里等她。

路过垃圾桶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将手里的东西全都扔了进去。

只听“噗通”一声，很轻又很重，像她的人生，也像她的梦想。

（27）

老实说，安妮记不太清有关“怀孕”的过程。

她只记得天黑了又亮，亮了又黑，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然后每隔几周，她就需要去医院做一次产检。

产检的项目有很多。

例如怀孕8-12周做第一次产检时，她需要进行一场全面体检，例如血压、体重、身高、盆骨检查，一切数据都被记录在案，以数字的形式，从侧面反映着她这个人。

再然后是血液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