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在沙发上茫然地呆坐了许久。

冰箱的嗡嗡声沿着地板，从脚底进入我的身体，又径直去到我的大脑。

头很痛，但又没有力气起身去做些什么。

天慢慢黑了下来，窗外的灯火照进了窗子，房间的大部分都躲藏在黑暗当中。

下午姐姐来找我，没有到办公室，而是约在了医院旁边的一间新开的连锁咖啡厅里。

鹿川不同于一线大城市，地租便宜，咖啡在这里并非是苦命牛马的晨间必需品，反倒像是奶茶那样的休闲饮品，正因如此，这间在一线城市以外带为主的咖啡店，开到鹿川来，便有了宽敞明亮的门厅。

下午店里人很多，桌子与桌子之间的间距很远。我跟在姐姐身后，拉开椅子，坐在了角落的位置。

天气已经有些热了，冰美式的杯子上结满了冷凝珠，我握着杯子，用拇指刮动杯子上的细密的水珠，像是在给杯子擦掉为夏日来临而落下的眼泪。

“脸还疼吗？”姐姐问。

“不疼了。”

“妈在医院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怎么会？”我打断了姐姐，“我不是每天巴结着领导吗？有这么硬的后台，我在这儿不得横着走吗？这点儿麻烦算什么？”

“盛寒，妈胡说的这些事情，你别往心里去。”

“不会，我才不会什么都往心里去。”

“妈生起气来就会口不择言，这你是知道的。”

姐姐说的这句话，是我在那一天当中听到的最可怕的话，不，甚至，在那一年里，或者说是在我三十一年的人生当中，都能算得上是可怕的话。

妈妈生起气来就口不择言，我又花了多少力气在“择言”上呢？在妈妈的病房里，我又有多少理智，

多少冷静呢？

空调出风口吹出阵阵冷风，我感到脊背发凉。

难道，不论如何，女儿终究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母亲吗？

即便三十医岁的我，用了生命当中一半的时间，想要从母亲身边逃离，想要走上跟母亲完全相反的路途，想要跟母亲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可是，在母亲的病房里，我也成了跟她一样的，“生起气来就会口不择言”的“疯女人”。

如果说孩子是父母的报应，我想，母亲应该是女儿的诅咒吧。

每个女儿都会越来越像自己的母亲。

女儿与母亲像是一对纠缠过的粒子。

女儿与母亲之间的“量子纠缠”是母亲的子宫里完成的。

女儿即便离开了母亲的身体，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故乡，两者仍然会是一个整体。

衣兜里的手机嗡嗡作响，是姥姥的来电。

我接起电话，看着窗外的灯火，声音里挤出笑容，“姥姥。”

“你下班到家了吗？”

“嗯，我早就到家了。”

“想给你打电话，又怕打扰你工作。”

“没事儿，姥姥，您想我了随时打给我就好。我要是有空就会接。”

“你吃过饭了？”

“吃了，你呢？晚上吃什么了？”

“吃了点儿小面条。我打电话是想问问你，这礼拜去看你妈妈了吗？”

“姥姥，我没去看我妈的时候，你总是催我去看我妈，我去看了我妈，你又催我每个礼拜都要去看她。”我笑着说。

“是啊，”姥姥也嘿嘿地笑着，“鹿川跟县里又不一样，离那么近，还不该每个礼拜都去看看吗？”

“这礼拜没空，我下礼拜就去看。”

妈妈要做手术的事情，因为怕姥姥担心，家里还没有人告诉姥姥。

“你啊，听姥姥的，要对你妈妈好点。”

“怎么了？我妈给你打电话告我状吗？”

“那倒没有，她只是说你对她的态度不好，很伤她的心。”

“嗯。我知道了姥姥。”

“你听话，孝敬父母对你的事业有利。”

“这有什么关系？”

“孝敬父母，才能获得祖上的保佑。”

我笑出了声，“知道了。”

“知道了就好，”姥姥说，“你早些休息吧。”

“你也早点休息。”

“好，挂了。”

听着电话挂断的盲音，我一头栽在沙发上，蜷缩起身体，枕着眼泪，不知不觉就到了天明。

早上查房，我跟着主任走进了病房。

姐姐也在。

主任询问着妈妈的情况。

妈妈的眼睛有些肿胀，不难看出是因为大哭了一场。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可哭的，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因为因果报应而流泪，那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有笑声。我们在种下“因”的时候，就应该坦然接受自己有一天要承担结果，这是每个成年人都应该知道的事情。

我平静地走出了房间，带上了门。

医院里没有人跟我提起昨天发生的争吵，似乎那是什么避之不及的禁忌的话题。

那个周五，陈老师回到了鹿川。

我下了班，开车去机场接她，一个月的差旅似乎没有让陈老师感到疲惫，她看上去神采奕奕。

“晚上想吃什么？”我旋转着方形盘，缓缓把车开出了机场通道。

“在家吃吧！出差久了，想吃家里的饭了。”

“那我们买好菜再回家吧。”

陈老师点点头，在副驾驶上像猫咪一样伸了个懒腰。

“对了，盛寒，你妈妈的手术还顺利吗？”陈老师问。

“嗯。很顺利。”

“你上台了吗？”

“上了。”

“是什么感觉啊？”

“嗯？”我转过头，看了一眼陈老师，“什么什么感觉？”

陈老师勾起嘴角笑了笑，“就是，亲手切掉你妈妈的子宫是什么心理感受？”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毕竟那个子宫孕育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