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瓴资本的投资最终没有下来。

苏敏亲自给温酒打的电话。姜念当时就在温酒身边，她看到温酒接起电话，听到那头说了一句话，然后温酒的表情就变了——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是早就预料到了的接受。

“我知道了。”温酒说，“谢谢苏总。”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动作很轻，轻得像是在放一件易碎品。

“不行？”姜念问，虽然她已经知道了答案。

“不行。”温酒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估值分歧太大。他们只愿意出上一轮的一半，我不同意。”

一半。

姜念在心里算了一下。上一轮融资酒泉科技的估值是一百二十亿，一半就是六十亿。六十亿听起来还是很多，但对于一家需要持续烧钱的科技公司来说，估值腰斩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

意味着之前的投资人会亏钱，意味着员工手中的期权会缩水，意味着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会一落千丈。

意味着温酒七年的心血，被人打了五折。

“那你打算怎么办？”姜念问。

温酒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远处街道上隐约的车流声。

“卖楼。”她说，声音很平，平得没有一丝波澜，“先把眼前的窟窿填上。然后缩减业务线，裁员，开源节流。撑到下一轮产品发布，如果数据好，还有机会。”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就像在安排下周的会议日程——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没有多余的情绪。

但姜念听出了那些话底下的东西。

裁员。缩减。开源节流。

这些词对一家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百个家庭可能失去收入来源，意味着那些跟了温酒多年的老员工可能要离开，意味着那个她一手建起来的、像家一样的地方，要开始拆墙了。

“温酒。”姜念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温酒抬起头看她。

“你要是难受，就说出来。”姜念说，“不要憋着。”

“我不难受。”温酒说，然后她顿了顿，又改口了，“我难受。但难受没有用。”

姜念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难受没有用，但说出来有用。”她说，“你说出来，我接着。你说多少，我接多少。”

温酒看着她，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所有的不甘和委屈都压回胸腔里。

“我没事。”她说，“真的。”

姜念知道她在说谎，但没有拆穿。

因为有时候，人需要先相信自己“没事”，才能真的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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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姜念认识温酒以来最难熬的一个月。

酒泉科技开始裁员。

第一批裁了百分之二十，两百多人。第二批裁了百分之十五，一百多人。办公室里的人越来越少，走廊越来越安静，连前台的灯都关了一半。

温酒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甚至不归。她住在公司，睡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吃的是外卖和泡面。姜念每次去看她，都发现她比上一次更瘦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更深了，嘴唇更干了。

“你多久没回家了？”姜念有一次问她。

“不记得了。”温酒头都没抬，继续看文件。

“你多久没好好吃一顿饭了？”

“吃了。”

“我问的是‘好好吃’，不是‘吃了’。”

温酒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里有疲惫，有无奈，还有一丝姜念看不懂的东西——像是在说“你为什么还在”。

“姜念。”温酒的声音很低，“你不用每天都来。”

“我想来。”姜念说。

“你该把时间花在论文上。”

“论文我会写。你我也要见。”

温酒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她低下头，继续看文件，但姜念注意到她翻页的速度变慢了。

那天晚上，姜念没有走。

她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到很晚，看着温酒工作。温酒处理完一批文件，又开了一个电话会议，开完会议又开始写邮件，写完邮件又开始看新的文件。

像一个永远不会停下来的机器。

凌晨一点，温酒终于关了电脑。

她抬起头，看到姜念蜷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

毯子滑到了地上，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卫衣，在空调的冷风下缩成了一团。

温酒走过去，捡起毯子，轻轻地盖在她身上。

然后她蹲下来，看着姜念的睡脸。

睡着了的姜念，和白天不一样。白天的姜念像一束阳光，走到哪里哪里就亮了。但睡着了的姜念，安静得像一汪水，睫毛长长的，嘴唇微微嘟着，呼吸均匀而轻柔。

温酒伸出手，想碰一碰她的脸，但手指在离她皮肤一厘米的地方停住了。

她怕吵醒她。

她怕自己一碰她，就会控制不住地想要更多。

她怕。

温酒把手收回来，握成拳头，压在膝盖上。她蹲在沙发旁边，看着姜念，看了很久很久。

凌晨两点的办公室里，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光落在姜念的脸上，把她的轮廓照得很柔和。温酒蹲在那里，像一座雕塑，一动不动。

她在想一个问题：她凭什么让姜念这样对她？

姜念二十二岁，研一，专业第一，有大好的前途和未来。她应该跟同龄人在一起，去电影院、去游乐园、去所有年轻人该去的地方。她应该找一个干干净净的、没有创伤的、能给她全部注意力的、不会让她在凌晨两点还蜷在办公室沙发上的人。

而不是她。

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一个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没有时间陪她吃饭、没有精力跟她聊天、连好好回一条消息都做不到的人。一个心理有问题的、需要吃药才能睡着的人。

她凭什么？

温酒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一点窗帘。

窗外的城市还在沉睡，远处的天际线上有几颗星星，微弱地闪着光。她的倒影映在玻璃上，模糊的、单薄的、像一幅快要褪色的画。

她想起十三岁那年，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晚上，她也是这样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世界。那时候她想：这个世界没有了我妈妈，还是一样在转。太阳照常升起，人们照常生活，没有人在乎一个小女孩失去了她最爱的人。

从那天起她就知道——她只能靠自己。

二十年后，这个信念依然刻在她的骨头里。

可是姜念出现了。

姜念说“我在呢”，说“我不会走”，说“你在我身边就够了”。

温酒想相信她。

但她的身体里有一个声音，从十三岁那年就开始响的声音，一直在说：别信。信了就会失去。不抱希望就不会失望。

那个声音太响了，响到盖过了姜念所有的“我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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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念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盖着毯子，但温酒不在办公室里。

她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我去开会了，早餐在桌上，记得吃。

字迹很潦草，像是匆忙中写的，但每一个字都认得出。温酒的字和她这个人一样——笔锋锐利，结构严谨，连写字都不肯有一丝一毫的潦草。

姜念把便签纸叠好，放进口袋里。

桌上有一个保温袋，里面是一份粥、一个煮鸡蛋、一杯豆浆。粥是皮蛋瘦肉的，她最喜欢的口味。鸡蛋剥好了壳，白白嫩嫩地躺在一个小碗里。豆浆是温的，不烫不凉，刚好能喝。

姜念坐在沙发上，一口一口地吃着早餐，眼泪掉进了粥里。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温酒在这样的时候，还有心思给她准备早餐。一个马上要裁掉第三批员工、公司岌岌可危的人，早上出门前记得给她买早餐，记得她喜欢皮蛋瘦肉粥，记得把鸡蛋剥好。

这个人说“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可她把姜念照顾得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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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旬，姜念的论文被另一家会议接收了。

不是顶会，但也是一个很好的会议。导师刘教授很高兴，在组会上表扬了她，说她是“近几年带过最好的学生”。

姜念应该高兴的。但她高兴不起来。

因为温酒的状态越来越差了。

裁员的第三批结束后，公司只剩下原来的一半人。温酒把办公室从二十八楼搬到了二十楼，因为二十八楼的租金太贵了。新的办公室小了一半，窗帘常年拉着，因为窗外的风景不再是北京的天际线，而是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姜念每次去，都觉得那间办公室像一只正在缩小的笼子，而温酒是被关在里面的鸟。

“温酒。”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了，“你多久没睡觉了？”

温酒正在看文件，闻言抬起头，想了想。

“昨天睡了。”

“几个小时？”

“四个。”

“前天呢？”

“……三个。”

姜念深吸了一口气，走过去，把温酒面前的文件合上。

“你干什么？”温酒皱起眉头。

“你该休息了。”姜念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还有工作。”

“工作做不完的。你今晚不睡，明天还是会有一堆工作。但你的身体会垮。你已经连续工作多少天了？你自己算过吗？”

温酒看着她，眼神里有不耐烦，有疲惫，还有一种被关心的不自在。

“姜念，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公司——”

“公司不会因为你休息一晚就倒闭。”姜念打断她，“但你会因为你不好好休息而倒下。温酒，你到底在惩罚谁？”

办公室里安静了。

温酒看着她，嘴唇微微张开，像是被这句话击中了要害。

“我没有在惩罚谁。”她说，但声音虚了。

“你在惩罚你自己。”姜念走到她面前，双手撑在办公桌上，俯身看着她的眼睛，“你觉得公司出了问题是你的错，你觉得你对不起员工，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你用工作惩罚自己，用不睡觉惩罚自己，用所有你能想到的方式惩罚自己。”

温酒的眼眶红了。

“温酒，你不是神。”姜念的声音放轻了，“你也会犯错，你也会失败，你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换任何一个人来，都不一定比你做得好。”

温酒的眼泪掉了下来。

无声的，一滴一滴地落在桌面的文件上，把打印的字迹洇开了一片。

姜念绕过办公桌，走到她身边，伸出手，把她拉进怀里。

温酒的脸贴在姜念的肚子上，双手慢慢地抬起来，环住了她的腰。她的肩膀在颤抖，但她在努力控制，不想让自己哭出声。

“哭出来。”姜念的手放在她的头发上，轻轻地抚摸着，“不要忍着。”

“我不能……”温酒的声音闷在姜念的衣服里，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不能在公司哭。”

“这里没有公司。”姜念说，“这里只有你和我。”

温酒的哭声终于出来了。

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压抑的、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声音。那声音不大，但每一声都像在撕裂什么——也许是那层保护了她二十年的壳，也许是那些她以为自己永远不需要面对的情绪。

姜念抱着她，眼泪也掉了下来。

她哭不是因为她难过，是因为温酒终于哭了。

这个人从十三岁开始就不允许自己哭。她用二十年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一块冰，以为不融化就不会疼。但现在她在哭了，说明冰在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