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春天来得有些迟疑。

在浙江温岭的老屋里，七岁的周慕怀已经咳了整整一个冬天。咳嗽声从最初的轻浅逐渐变得深重，像是要把小小的肺腑都咳出来。爷爷奶奶熬的枇杷膏在灶台上结了厚厚一层，中药渣子倒了一簸箕又一簸箕，可孩子脸颊上那两团不正常的潮红，却一天比一天更深。

“不能再拖了。”那天清晨，父亲周建国蹲在门槛上抽完第三支烟后，起身踩灭了烟头。母亲林秀英正在给慕怀穿棉袄，手指触到儿子突出的肩胛骨时，微微颤了一下。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半年辗转的求医路。杭州的医院、上海的专家、宁波的老中医……火车硬座上的摇晃，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还有那些装在白色小纸袋里、总是苦得让人想哭的药粉，构成了周慕怀对七岁那年几乎全部的记忆。

直到在宁波那位老中医的诊室里，老大夫用布满皱纹的手按着他的脉，良久才说：“孩子是根基不稳。”

“根基不稳？”林秀英愣了，“他一直在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呀。”

“父母长期在外，孩子跟着老人，心思重。”老大夫缓缓道，“跟着父母生活，或许就好了。”

那天晚上，周建国在招待所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走了大半夜。最后他推开门，对妻子说：“带他去济南。”

就这样，病刚好转的周慕怀，被父母带着踏上了北去的火车。他记得离开那天的温岭，空气里有海风咸湿的味道，爷爷奶奶站在巷口一直挥手，直到他们的身影小成两个黑点。奶奶前一天晚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晒干的桂圆和几颗玻璃弹珠——那是他和巷子里孩子们唯一的玩具。

火车开了两天一夜。

周慕怀第一次知道，原来土地的颜色会变化。南方的青绿渐渐褪去，变成了北方辽阔的、有些发黄的平原。窗外的树也从枝叶婆娑的香樟、榕树，变成了笔直的白杨。他趴在车窗上，看着那些飞快后退的陌生风景，心里空落落的。

到济南时，天刚蒙蒙亮。

周家父母在济南做服装批发生意，租住在天桥区一栋老式居民楼的二楼。房子不大，但朝南，阳光很好。周慕怀被安排住在小房间里，窗户外头有一棵槐树，枝条刚刚冒出嫩芽。

“明天带你去学校。”林秀英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说，“已经跟石泉小学说好了，插班到二年级。”

周慕怀没有说话。他看着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连空气的味道都是陌生的——没有海风的咸，也没有老屋木头发出的那种陈年香气。只有一股淡淡的、干燥的尘土味。

那天晚上，他又咳嗽了。咳得蜷缩在被子里，小小的身体一抖一抖。林秀英给他拍背，拍着拍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滴在他的头发上。

“妈妈，我想回家。”他在咳嗽的间隙里小声说。

林秀英的手顿了顿，然后更轻、更慢地拍着他：“这里就是家了。”

周慕怀没有反驳。他知道反驳没有用。大人们总是说一些他们自己都不太相信的话，然后要求孩子们必须相信。

第二天早晨，周慕怀被母亲叫醒时，天已经大亮。他穿上了新买的蓝色运动服——这在温岭是很时髦的打扮，但站在济南三月的晨风里，还是显得有些单薄。

石泉小学离住处不远，走路只要十分钟。一路上，周慕怀紧紧攥着母亲的手。他看见路边有卖煎饼果子的摊子，热气腾腾的；看见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人，铃铛叮铃铃地响；还看见几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追跑着过去，嘴里喊着些他听不太懂的北方话。

学校比温岭的小学大得多。教学楼是三层的水泥楼房，操场上有两个篮球架。铃声响起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往教室里跑，脚步声噼里啪啦的，像下大雨。

二年级二班的班主任姓张，是个四十来岁的女老师，戴着眼镜，说话声音很温和。她领着周慕怀进教室时，班里刚刚开始早读，齐声朗诵的声音震得窗户玻璃嗡嗡响。

“同学们，安静一下。”张老师拍了拍手。

读书声渐渐停下来，四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讲台。周慕怀站在老师身边，感觉那些目光像小针一样扎在身上。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白色的球鞋鞋尖——鞋面上有一点灰尘，是早上走路时沾上的。

“这是咱们班新转来的同学，周慕怀。”张老师说，“他从浙江来，以后就是咱们班的一员了。大家欢迎。”

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周慕怀听见下面有小声的议论：

“浙江在哪儿？”

“南方吧？”

“他说话咱们能听懂吗？”

张老师环视教室，目光在寻找什么。教室里只剩下一个空座位，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

“谁愿意和周慕怀同桌，帮帮他适应新环境？”张老师问，“他一年级没怎么上学，功课落下不少，需要有人帮着补补课。”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一只小手举了起来。

紧接着，更多的手举了起来。男孩子，女孩子，胖乎乎的，瘦小小的，好多好多手，像春天突然冒出来的小树苗。

周慕怀愣住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举手。在温岭时，因为总生病，他在班里没什么朋友。孩子们跑跳玩闹的时候，他只能坐在教室角落里看着。有时候他会想，是不是因为他太没用，所以大家都不爱跟他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