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原书里压根没写过那些情节，林秋勉强从原身的记忆中挖出些碎片，拼凑在一起继续说：“当时刘芳老师就考了第一，自然就顶了那个岗位，但是她那段时间表现不太好，有时候会装病不出工，不少人在背后嚼舌根，汪平刚好第二，好像就差了两三分，心里肯定不服气，闹着非要再考一次，可人家的第一也是凭实力考出来的，最后也就这么公示了。”

最早下乡的那批知青，怎么知道下乡劳动这么辛苦，根本看不见任何规划和希望，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全都用不上，整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生活日常和农民一样，偏偏身体素质又跟不上，大家都卯足了劲想争取个清闲的岗位。

队里的会计、宣传员、民办教师……

这些岗位都是香饽饽，有的知青就会拖家里人从城里寄钱寄票过来，在队里到处打通关系，大队长家的门槛都能被踏破，收不收礼全凭自己的良心。

刘芳是最不适应农村生活的，刚来就有点水土不服，一下地就浑身不舒服，也不知道是真病还是装病，经常躲在知青宿舍不出门，她干的活最少，拿的工分也是最少的，知青们都嫌她拖后腿。

她从来没送过礼，生活处境一直不好，大锅饭里吃得最少，可偏偏她成绩又是最好的，只要让她考试就能拿第一，刚好遇上这个机会就牢牢把握住了，汪平要求再考一次的时候，她也根本没退缩过，坦坦荡荡地跟大队长说，只要有同志质疑，那就接着考，要考几次都行，考语文数学都行。

瘦瘦小小的一个女同志，裹在棉衣里仿佛都要被大风吹跑，偏偏就那么不服输，谁要来考试她都不怕。

当时的生产队里也是为这件事情争论过的，她最初的劳动态度确实不够积极，可是这样一个女同志，接着干农活她也不可能干得更多了，对队里的产量毫无帮助，反而要是进学校，说不定真能好好培养村里的孩子。

而且人家也是靠自己真本事考下来的第一。

最后也是队里共同决定让她进学校工作，她红着眼睛保证，一定让学生们都打好基础，学好文化知识。

这么一份不用下地又能拿工分的工作，落到了劳动最不积极的人身上，其他知青就更排挤她了，这几年也都只能独来独往，几乎没什么朋友，还时不时要接受汪平这类人的言语针对。

周舒雨今天头一次见到刘芳，两人都没说上话，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性格的同志，她心里的那杆称还不知道该偏向哪边，就听见梁川开口发表自己的看法。

“知青们是觉得她劳动态度不端正，配不上教师这个岗位，本来老师也是要以身作则才能教书育人，如果思想品德不达标，的确不太合适。”

林秋皱着眉反问他：“什么叫思想品德不达标？你给她设的标准吗？”

“她既然下乡了，不积极参与劳动，就是立场不坚定。”

“可是刘芳在村里当了几年的老师，从来没有迟到早退，村里的孩子们都喜欢她，讲课认真，知识储备也充沛，自己手写给题目给学生们出题，比村里其他的民办教师强得多，这还不算爱岗敬业吗？”

因为她的分外珍惜，这个岗位给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比她更尽职尽责了。

林秋看待这些事情，是站在村民和大队长的角度，自然和知青们看到的不一样。更何况她来自追求效率的二十一世纪，在林秋看来，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才是最优解，而不是用所谓的思想积极性把人拦在外面。

可是在七十年代，还有很多因素被摆在效率之前，连合不合适都没那么重要，按当时的环境，刘芳能当上老师，也只是当时大队长的一念之差。

梁川还想再说什么，又被周舒雨悄悄伸手拦住，都已经是陈年旧事了，何必因为外人的往事和自己人起争执，更何况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本来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

林秋本来平时对他的态度就不太好，再说下去真要吵起来了。

反而是方焕更理解林秋的想法，接着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她不是态度不端正，就是干不了种地的活而已，农活本来就不是人人都能干好的。”

他们刚下地的时候也以为干农活嘛，有力气就行了，真的拿起锄头才知道，什么叫有力气不知道往哪儿使。

听完这句话，林秋才重新露出笑脸，还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诶，你这话说得中听，我倒是差点忘了，你也是念过书的。”

这话像夸又不像夸，透着几分捉狭的意味，反正方焕也不较真，全都当成好话笑纳了，还应了一句：“当然了，我也上过高中的。”

剩下三个人也跟着笑作一团，这个话题才算是掀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