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是她排遣内心孤寂的方式，也是她不甘于只做“深宅摆设”、试图以自己方式接触并影响外部世界的微弱努力。
然而，无论外部的实业拓展、秘密活动，还是内部的账目清查、社交周旋，都无法完全占据周萍的心神。那个在码头酒馆猝然听闻的名字——“鲁大海”，像一枚烧红的铁钉，深深楔入他的脑海，日夜灼烫，无法拔除。
酒醒后的震惊、狂喜、怀疑、恐惧，渐渐沉淀为一种焦灼的、必须立刻求证的冲动。他几乎可以断定，那就是他同母异父的弟弟，那个他寻找多年、音信全无的至亲！而“鲁侍萍”……他的生母，果然还活着，就在天津，在苦难中挣扎！
这个认知让他坐立难安。对生母复杂难言的情感（愧疚、思念、怨怼？），对从未谋面的弟弟的好奇与隐隐的牵挂，以及一种血脉相连的天然责任感，在他胸中翻腾。他必须知道更多！必须确认他们的状况！
几乎没有太多犹豫，他再次派出了最信任的阿贵。这一次，他交给阿贵一笔惊人的款子，以及一个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查明“鲁大海”和“鲁侍萍”在天津的确切下落、详细境况，但绝不可暴露身份，更不能惊动他们。他给了阿贵几个上海和天津的联络地址，叮嘱他随机应变，安全第一。
阿贵领命，次日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无锡。周萍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一半在无锡波谲云诡的商场与暗战中，另一半，已随着北上的列车，飞向了那座陌生的、充满血泪的北方工业城市。
阿贵走后，周萍在忙碌与焦灼的间隙，开始不由自主地反思与繁漪那场惨烈的争吵。夜深人静，独自躺在公司经理室冰冷的行军床上，或是巡视完喧嚣的工厂车间，疲惫地坐车回城时，繁漪最后泪流满面、摇摇欲坠的模样，以及自己那些如同淬毒匕首般伤人的话语，便会不受控制地浮现眼前。
“你终究是这深宅大院里的人，只求安稳！”
这句话，像回声，在他脑海里反复激荡。现在冷静下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句话是多么不公平，多么残忍。繁漪为他、为这个“同盟”付出的，远比他想象的要多。
那场无人知晓的流产惨剧，是她独自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身心俱损。之后，她默默协助他稳定内宅，清查账目，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从未抱怨。
她并非没有理想，没有不甘，只是她的处境比他更为凶险，身为女子，在这高墙之内，一步行差踏错，便是万劫不复。她劝他“从长计议”、“虚与委蛇”，何尝不是基于对他安危最深刻的担忧？而他，却被愤怒和一种莫名的、被“背叛”的感觉冲昏了头脑，将最伤人的利刃，对准了这个在黑暗中最可能理解他、也最需要他理解的盟友。
愧疚，如同冰冷的潮水，慢慢浸透了他的心。他想道歉，想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冷战僵局。可是，骄傲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横亘在他与她之间。他不知该如何开口，不知那夜的裂痕是否已深到无法弥补。
几次回到听竹轩，看到她在灯下沉默的背影，或是她匆匆避开的目光，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脆弱的契约与共同的利益之上，感情的基础薄如蝉翼，经不起这样激烈的对撞。也许，就这样僵着，对彼此都好？至少，不会再有伤害。
就在这种内心煎熬、外部事务繁忙、以及对北方音信翘首以盼的复杂状态中，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周萍刚从纱厂回到“华昌”公司，留守的阿顺便悄悄递给他一封没有任何落款、火漆封口的信，低声道：“少爷，天津来的，加急。”
周萍心头猛地一跳，接过信，手指竟有些微颤。他挥手让阿顺出去，关好房门，走到窗边，就着最后一线天光，用小刀仔细剔开火漆。
信纸很薄，字迹是阿贵的，用的是他们约定的、夹杂着错别字和特殊符号的密语。周萍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凝神，逐字翻译。
“爷，信悉。人已找到，在天津英租界外‘隆茂’纱厂做工。情况确如传闻。大海，年约十七八，在粗纱车间，性子烈，上月为护母与工头冲突，被罚半月工钱，仍不服。”
“其母侍萍，年近四十，在厂做杂工，体弱多病，常咳血，勉强度日。二人住厂外贫民窟大杂院，屋仅容身，食不果腹。大海似为工人中略有声望者，常聚人议论厂中不公。已按爷吩咐，通过可靠中间人，以‘同乡会济难’名义，送银元三十、西药若干、米面衣物，嘱其母治病，大海进学。”
“彼等起初疑，拒收，后中间人多方劝说，方勉强收下药品米面，银元退回大半，言‘无功不受禄’。大海警惕性高，追问中间人来历，中间人按爷交代，只推说南洋华侨同情劳工。现下二人稍安，然其母病恐沉疴，大海处境仍危。是否进一步接触，请爷示下。贵，于津门。”
信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鼓槌，敲打在周萍的心上。确认了！真的是他们！母亲侍萍，果然还活着，却在咳血，在贫病中挣扎！弟弟大海，年轻，倔强，在血汗工厂里用最原始的方式抗争着……
一股强烈的酸楚与刺痛，瞬间攫住了他的心脏，让他几乎站立不稳。他扶住窗棂，望向北方灰蒙蒙的天空，视线渐渐模糊。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可这找到的真相，竟是如此残酷，如此令人心痛。他仿佛能看到那肮脏破败的大杂院，看到母亲憔悴病容，看到弟弟在机器轰鸣中汗流浃背、眼中却燃烧着不屈火焰的模样……
自责、愧疚、怜惜、一种深沉的血脉牵痛，以及想要立刻做些什么的强烈冲动，在他胸中激烈冲撞。他紧紧攥着那薄薄的信纸，指节发白。
下一步，该怎么办？继续匿名资助？恐怕以大海的警惕和母亲的秉性，未必会接受。直接相认？不，时机未到，风险太大，也未必是他们所愿。或许……可以设法将他们转移到南方？进入自己的工厂？但这需要极其周密的安排，且必须尊重他们的意愿……
无数念头在脑中纷飞。他需要时间思考，需要冷静。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不能再让他们那样苦熬下去。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保护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弥补这缺失了十八年的亏欠，也弥补自己对生母那份复杂难言、却从未真正放下的牵挂。
窗外，暮色四合，华灯初上。无锡城的夜晚，依旧带着初春的寒意与喧嚣背后的躁动。
周萍独自站在渐渐暗下来的房间里，身影挺拔却透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孤寂与沉重。天津传来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他本就波澜起伏的心湖，激起的不仅是亲情的涟漪，更是一种对自身责任、对命运、对“家”与“亲人”含义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