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的初夏，周萍换下了周府标志性的绸缎衣衫，穿着一身素净的靛蓝细布学生装，提着简单的行李，踏入了位于无锡东门外的“澄衷学堂”。

学堂由本地几位倾向维新的士绅捐资兴建，校舍是旧祠堂改建，青砖灰瓦，略显简陋，但门前悬挂的“澄衷学堂”匾额却是崭新，透着一股不同于旧式书院的气息。

周朴园最终还是点了头，并指派了一个老实木讷的老仆周福随行“照料”。孙先生私下对周萍选择“离经叛道”的新学颇为惋惜，但也知大势所趋，只勉励他“中学为体，切莫忘本”。

赵管事和钱嬷嬷对此事反应平淡，或许觉得一个庶子去读新学堂，于他们争权夺利无甚影响，或许暗中还松了口气。

周萍并不在意这些。他像久旱的禾苗逢甘霖，贪婪地吸收着学堂里的一切。课程设置果然与旧学迥异：上午是国文、经学，下午则是算学、格致、外国史地，甚至还有一门“体操”。

教授格致和外国史地的，是一位姓陈的先生，年约三十，曾游学日本，短发，戴眼镜，说话干脆利落，常在课上抨击时弊，介绍东瀛明治维新后的变化，听得学生们心潮澎湃又忧心忡忡。

算学先生姓陆，是个严谨的老学究，但用的教材已是新式算术。国文先生则是一位前清举人，思想相对保守，但学问扎实，对周萍这样的“旧学底子好”的学生颇为青睐。

周萍如饥似渴地学习。算学、格致对他而言理解不难，前世的基础让他学起来事半功倍，但他刻意控制着进度，不显得过于突出。

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外国史地和国文课上，尤其是陈先生带来的那些“课外读物”——严复译的《天演论》、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甚至还有一些日本翻译过来的政治法律书籍。

这些思想如同惊涛骇浪，冲击着他原有的认知，也让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国家所处的境地，有了更清醒、更痛切的认识。

在学堂里，他谨慎地结交着同窗。大部分学生出身商贾或中小地主家庭，送子弟来新学堂，多是抱着“学点洋务，将来好谋差事”的功利目的。

也有少数如周萍一般，对旧制度深感失望，渴望寻找新出路的青年。周萍在其中显得格外沉静好学，他俊秀的相貌、不俗的谈吐、以及那份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很快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

其中与他走得最近的，是一个叫顾维钧的男生，比他大两岁，父亲是上海一家洋行的买办。

顾维钧见识较广，英语流利，对西洋事物充满好奇，性格活泼，常偷偷带些上海的画报、小说给周萍看，并滔滔不绝地讲述上海的见闻——租界的繁华、洋人的傲慢、工厂的烟囱、革命党的传说……周萍从他口中，听到了一个更加光怪陆离、也更加危机四伏的上海。

“萍弟，你真该去上海看看！那里才是真正的新世界！也是真正的角斗场！”顾维钧眼睛发亮地说。

周萍只是笑笑，心中却已暗暗将上海列为下一个必须征服的目标。无锡太小，澄衷学堂也只是跳板。他的舞台，应该在那个中外混杂、新旧碰撞最激烈的十里洋场。

除了学习，他并未中断与蔡永嘉的通信，只是更加小心。他将在学堂的见闻、对新学的思考、对时局的忧虑，以“周平”的笔名，娓娓道来。

他不再仅仅讨论夜校教材，开始涉猎更广阔的话题：地方自治、女子教育、实业救国……他的文笔日益流畅，思想也越发清晰深刻。

蔡永嘉回信中的赞赏与引为知己的语气越来越浓，甚至开始与他探讨一些更敏感的话题，如立宪与革命的利弊。

通过蔡永嘉，周萍的化名文章继续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虽仍是角落里的“豆腐块”，但持续的输出，让“江南客”这个笔名在小小的进步文人圈子里，有了一点点微弱的知名度。那位编辑甚至来信鼓励，并寄来一些上海新书局的目录和学会活动的通知。

思想在疯长，力量在悄然积蓄。周萍像一株在石缝中艰难生长的树苗，努力将根须伸向一切可能的养分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