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没时间。”顾征重复，“我们都没时间。”

那天晚上，顾征陪她到十点才离开。走之前，他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围在祝余脖子上：“你穿太少了。”

“你也是。”

“我打车，不冷。”他摸了摸她的头，动作很轻，像怕碰碎什么，“明天我下课过来。”

“不用，你那边……”

“我来。”顾征打断她，语气不容置疑。

祝余没再反驳。她知道，在这种时候，坚持“我自己可以”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残忍。他们都需要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硬撑。

父亲是第二天中午赶回来的。看见祝余趴在病床边睡着，身上盖着顾征的围巾，父亲的眼睛红了。他轻轻叫醒她：“小余，爸爸回来了。”

祝余睁开眼睛，看见父亲风尘仆仆的脸，胡子拉碴，眼里全是血丝。

“爸……”她刚开口，声音就哽咽了。

父亲抱住她：“没事了，爸爸回来了。你去休息，这里交给我。”

那天下午，祝余回家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然后去学校，把落下的笔记补上。课间她去办公室找各科老师，说明情况，要了最近的讲义和作业。老师们的反应各异——有关切的，有理解的，也有不耐烦的：“高三了，时间耽误不起啊。”

她知道耽误不起。所以晚上在医院陪护时，她把课本和作业带去了。母亲睡了，她就坐在病房角落的小凳子上，借着床头灯微弱的光，做数学题，背英语单词，整理文综知识点。

困了，就用冷水洗脸。手冻僵了，就搓一搓。眼泪掉下来了，就擦掉，继续写。

顾征每天晚上九点左右会来，待半个小时。他们有时候说话，有时候就安静地坐着。说话的内容很实际——今天医生怎么说，公司那边怎么样了，你母亲什么时候手术，你父亲切片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不再有星空，不再有梦想，不再有那些轻盈的、关于未来的憧憬。只有现实的、沉重的、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周后，祝余的母亲手术顺利，转入普通病房。顾征父亲的切片结果出来——良性肿瘤，但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大，需要请外院的专家。

两人都松了口气，但松的那口气很快又被新的压力填满。祝余要准备另外两所学校的复试，时间就在下个月。顾征要协调专家会诊，要在父亲手术前稳住公司，要应付学校那边越来越严厉的催假。

他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通话越来越短。疲惫像一层厚厚的壳，包裹住他们，隔绝了温柔，放大了焦躁。

最严重的那次争吵，发生在一个周四的晚上。

那天祝余刚参加完一所学校的远程复试——因为母亲住院，她无法去外地，只能申请线上考试。网络卡顿，监控软件出问题，考试过程磕磕绊绊。结束后她觉得糟透了，几乎可以肯定没戏。

顾征来医院时，她已经处在崩溃边缘。但他看起来更糟——眼睛红得像要滴血，走路都有点飘。

“你吃晚饭了吗？”祝余问，这是她最近最常问的问题。

顾征没回答，只是坐在长椅上，双手撑着头。

“顾征？你吃饭了吗？”

“你能不能别总问我吃没吃饭睡没睡觉？”他突然抬头，声音嘶哑，带着压抑不住的烦躁，“我烦！”

祝余愣住了。几秒钟后，一股怒火从心底窜上来——她累了一天，考试考砸了，母亲虽然好转但还要人照顾，作业一大堆没做，她都没发脾气，他凭什么？

“那我该问什么？”她的声音很冷，“问你公司今天又出了什么问题？问你父亲手术方案定了没？问你怎么平衡你爸的期望和你妈的眼泪？还是问你为什么明知道自己撑不住了还要硬撑？”

顾征看着她，眼神从愤怒变成茫然，再变成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长久的沉默。医院走廊的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远处护士站的呼叫铃在响，有病人咳嗽的声音从病房里传出来。

然后顾征说：“对不起。”

祝余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下来：“我也对不起。”

他们都没再说话。顾征伸手，把她拉进怀里。祝余的脸贴在他胸前，能听见他心跳的声音——快，乱，疲惫。他的羽绒服上有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有冬夜寒气的味道，还有属于他的、她熟悉的气息。

“我太累了。”顾征在她耳边低声说。

“我也是。”

“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那就别撑了。”祝余说，“累就哭，烦就骂，撑不住就告诉我。别一个人硬撑。”

顾征抱紧了她。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像一片在风中震颤的叶子。

那天之后，他们再没吵过架。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问题还在那里，像一座座山压在肩上。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了，在这种时候，争吵是奢侈的，伤害是多余的。他们需要彼此，不是作为倾诉对象，不是作为安慰者，而是作为同样在负重前行的人，作为能够理解对方疲惫的人。

顾征父亲手术的前一晚，祝余去了他父亲的医院。

她本来不想去的——母亲这边还需要人，她自己也有功课。但晚上十点，她收到顾征的信息：“我在天台。”

只有三个字，但她立刻懂了。

跟父亲说了一声，她打车去了另一家医院。肿瘤专科医院，即使到了深夜也灯火通明，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不同于普通医院的、更沉重的气息。

天台在住院部顶楼。祝余推开厚重的铁门，寒冷的夜风扑面而来。天台空旷，只有几个巨大的通风设备在嗡嗡运转。远处，城市的灯火连成一片模糊的光海，在冬夜的雾气中晕染开。

顾征坐在天台边缘的水泥护栏上——不是外面，是里面宽的那部分，背靠着通风设备。他蜷缩着，头埋在膝盖里，像个迷路的孩子。

祝余走过去，脚步声在空旷的天台上显得格外清晰。顾征没有抬头，但她知道他听见了。

她在旁边坐下，没有说话。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乱飞，脸颊很快冻得麻木。但她没动，就这样陪他坐着。

不知过了多久，顾征抬起头。他的脸上有泪痕，在远处楼顶指示灯的红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医生说，手术成功率有百分之七十。”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但如果失败，可能会伤到重要血管，或者神经。最坏的情况……下不了手术台。”

祝余的心脏猛地一缩。

“今天下午，我签了手术同意书。”顾征继续说，眼睛看着远方的灯火，“医生一条一条解释风险，我一条一条听。听着听着，我突然想，如果我爸真的下不了手术台，那我这十七年来跟他吵的每一架，跟他顶的每一次嘴，跟他较的每一次劲，算什么？”

他转过头看祝余，眼睛里有破碎的光：“我恨他。恨他从来不听我说话，恨他总想安排我的人生，恨他让我妈那么痛苦。可是……可是如果他真的死了，我会恨我自己。”

祝余伸出手，从背后轻轻抱住他。她的手臂环过他的肩膀，下巴抵在他颈窝。他的身体很冷，在微微颤抖。

顾征转过身，把脸埋在她肩头。然后祝余感觉到，他的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压抑的、破碎的哭声从他喉咙里溢出来，像受伤的动物发出的呜咽。

“我恨他……但我不能失去他……”他一遍遍重复，声音被泪水浸得模糊不清。

祝余抱紧他，什么也没说。她知道现在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她只是抱着他，让他哭，让他把这段时间积压的所有恐惧、疲惫、无助都哭出来。

夜风吹过天台，带着城市遥远的喧嚣和医院近处的寂静。远处有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生命无常的注脚。

顾征哭了很久，久到祝余的肩膀都被泪水浸湿了，久到她的手臂都麻了。但他终于慢慢平静下来，呼吸从剧烈的抽噎变成平稳的起伏。

他抬起头，眼睛红肿，但眼神清澈了一些，像被泪水洗过。

“谢谢你。”他说，声音沙哑。

“谢什么？”

“谢谢你让我哭。”顾征扯了扯嘴角，那不是一个笑，但比哭好看一点，“在他们面前，我不能哭。在我妈面前，我要坚强；在公司那些人面前，我要镇定；在医生面前，我要冷静。只有在你面前……我可以只是顾征，只是一个害怕父亲会死的十七岁男孩。”

祝余的眼泪也掉下来了。她抬手擦掉，但越擦越多。

“我们都会害怕。”她说，“我也会。怕妈妈留下后遗症，怕自己考不上大学，怕未来一片模糊。害怕不丢人，硬撑才丢人。”

顾征看着她，然后伸手，轻轻擦掉她脸上的泪：“你说得对。”

他们在天台上又坐了一会儿，直到冷得受不了才下去。回到病房楼层时，顾征母亲正好从病房里出来，看见他们，愣了一下。

“阿姨好。”祝余打招呼。

顾征母亲点点头，目光在两人身上停留了几秒。她看起来憔悴但优雅，即使在这种时候，也保持着得体的仪态。

“小征，你父亲找你。”她说，声音温柔，“他想跟你说几句话。”

顾征深吸一口气，点点头，走进病房。

祝余站在走廊里，有点不知所措。顾征母亲看着她，忽然说：“你是祝余吧？小征跟我提过你。”

“是的，阿姨。”

“谢谢你来看他。”顾征母亲轻声说，“这段时间……他太累了。”

“您也是。”

顾征母亲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太多的疲惫和无奈：“做父母的，总觉得自己能给孩子遮风挡雨。但真到了风雨来的时候，才发现孩子已经长大了，得自己面对了。”

她顿了顿，看着祝余：“小征以前总说，他父亲不理解他。其实他父亲……只是太怕他受苦了。我们这一代人，吃过太多苦，所以拼命想让孩子避开所有的坑。但有些坑，是避不开的。有些苦，是必须吃的。”

祝余安静地听着。

“这次生病，也许是件好事。”顾征母亲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让他父亲明白，他不是永远强大的；让小征明白，他不是永远需要被保护的。他们都需要看见彼此真实的样子——脆弱的，会生病的，会害怕的，需要彼此的样子。”

病房门开了，顾征走出来，眼睛有点红，但表情平静。

“我爸睡了。”他说。

“那你也回去休息吧。”母亲拍拍他的肩，“明天手术，要早起。”

顾征点点头，和祝余一起离开医院。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下，转身拥抱了母亲。很轻的拥抱，一触即分，但祝余看见，顾征母亲的眼眶瞬间红了。

回程的出租车上，顾征一直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飞速向后掠去，在他的瞳孔里投下流动的光影。

“我爸跟我说，”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如果手术顺利，他支持我去南科大学天文。”

祝余惊讶地转头看他。

“他说，这次生病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事。”顾征继续说，“那些他拼命追求的——公司的规模，银行的存款，别人的羡慕——在躺上病床的那一刻，突然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家人，只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他转过头看祝余，眼睛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澈：“他说，他不想等到躺上手术台才后悔，没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

祝余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涌上来，驱散了冬夜的寒冷。

“他还说，”顾征的嘴角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微笑，“让我好好对你。说能在我最难的时候陪在我身边的女孩，值得珍惜。”

祝余的脸红了，幸好车里暗，看不清楚。

出租车停在医院门口——她还要回去陪母亲。下车前，顾征拉住她的手：“明天手术，你会……”

“我会等你的消息。”祝余说，“手术顺利的话，发个信息。不管多晚，我都会等。”

“好。”

他们看着彼此，在路灯昏黄的光晕里。疲惫还在，压力还在，未知的未来还在。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是那种“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的笃定，是那种“我们可以一起扛”的勇气。

祝余回到母亲病房时，父亲已经趴在床边睡着了。母亲还醒着，看见她，轻声问：“他父亲怎么样了？”

“明天手术。”

“会顺利的。”母亲说，语气笃定，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好人会有好报。”母亲笑了，“而且，有你们这些孩子在祈祷，老天爷会听见的。”

祝余在旁边的陪护床上躺下，却睡不着。她拿出手机，看着顾征最后发来的信息：“明天见。”

她回复：“明天见。”

然后她打开日历，看着上面的日期。一月二十五日。离高考还有一百五十一天。

一百五十一天，很长，长到足够发生很多变故。也很短，短到一眨眼就会过去。

但无论如何，她不再害怕了。因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她一样，在黑暗中摸索，在重负下前行，在看不到光的时候依然相信光。

这就够了。

窗外的夜色深重如墨，但总有一两颗星星，倔强地亮着。

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