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地在远离现代设施的牧区，辽阔的草原深处，一切准备就绪后，《草原法槌》剧组最先铺开的，是属于小演员的篇章。镜头追逐着那个眼眸清澈、带着一丝怯生却难掩坚韧的小女孩，讲述着敖德巴拉法官她生命最初的烙印。

陈息坐在导演监视器旁的小马扎上，目光穿透屏幕，牢牢锁住扮演幼年自己的小演员。她穿着不合身的旧棉袄，小脸脏兮兮的，被挤在角落，眼中是巨大的茫然和对未知的恐惧。

1959年至1961年，那是新中国史册里凝重的一页。灾祸、饥饿席卷全国。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孤儿院里聚集了大量孤儿，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面临疾病和死亡威胁。

当时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同志，心里牵挂着这些孩子，夜不能寐。在B市的一次会议上，她遇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请他帮忙支援些奶粉。

乌兰夫连声答应，但他想，送奶粉能解决孩子多长时间的问题呢？他提议把孤儿接到内蒙古自治区来，转送给当地的牧民收养。他们把这个想法汇报给周总理。周总理欣然同意，并一再叮咛：“要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

1960年，来自上海、常州等地保育院里的孤儿，前前后后，差不多有3000名，他们坐上一列列北上的火车，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内蒙古。“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乌兰夫的指示简明果断。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牵头，安排人力、财力，部署接运孩子。凡有接待孩子任务的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在孩子到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敖德巴拉就是其中最动人的一朵花。

她小时候不幸有一条腿得了骨结核，收养她的牧民夫妇卖掉了牛羊、马匹，甚至最心爱的雕花马鞍，给她治病。后来长大后的她骑着枣红小马，跑遍锡尼河东苏木的三千多平方公里土地，为居住在那里的2500多口人服务，同时她又是活档案，五百多户牧民的家庭状况，她心中都有一本账，用汉语、蒙古语、鄂温克语、达斡尔语，搭建沟通的桥梁。

镜头切到草原站台，一双粗糙却温暖的大手将小娜抱起，牧民阿爸布满风霜的脸庞上，笑容像草原初升的太阳般纯粹炽热。

陈息看着，眼皮渐渐沉重。片场的风声、牧羊犬的吠叫、远处剧务的吆喝都模糊了，她仿佛真的置身于那列摇晃的火车，冰冷的铁皮触感透过单薄的衣衫，然后，是那双大手带来的、几乎烫伤灵魂的暖意。她像在梦中经历着那份巨大的颠沛与救赎。

醒来时，她睫毛上竟沾着一点未化的霜花，眼神空茫了片刻，才缓缓聚焦在远处苍茫的地平线上，仿佛灵魂刚从六十年前的时空跋涉归来。

镜头一转，小娜躺在蒙古包毡毯上，左腿肿得吓人，小脸烧得通红，骨结核病发的痛苦的呻吟细若游。镜头外，是养父母阿爸阿妈压低声音、带着哭腔的争执，然后是阿爸沉重的脚步声远去，再回来时，手里攥着钱，却不见了他最心爱、视若珍宝的那副祖传的雕花马鞍。小演员的表演真挚，将病痛和懵懂中感知到的家庭巨变演绎得令人心碎。

陈息看着，左腿似乎也隐隐作痛起来。

午休时，她靠在道具马鞍堆旁假寐，立刻坠入梦境。

她成了小娜，清晰地感受到左腿骨髓里钻心蚀骨的、永无止境的寒痛，痛得她浑身冷汗。更痛的是，她看到阿爸佝偻着背，将心爱的马鞍递给陌生的商人，那马鞍上精美的雕花在阳光下刺得她眼睛生疼，比腿痛更甚的是沉重的、无法言说的愧疚，沉甸甸地压在胸口，让她喘不过气。

她是被自己压抑的啜泣惊醒的，醒来后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紧紧按着左膝上方，久久无法回神，看向养父母演员的眼神，充满了复杂到化不开的感恩与痛楚。

拍摄顺利，几天后已经换了一个年纪大些的演员扮演十岁的小娜。这时候她已经能利落地翻身上马，左腿的动作虽不如右腿灵便，却带着一种独特的、与马匹融为一体的韵律。

她骑着那匹神骏的枣红小马，第一次独自出发，去往遥远的牧点。

广袤的草原在她面前展开，风吹动她额前的碎发，她眼神里有紧张，更有种初生牛犊般的勇气和属于这片土地的归属感。

这天，陈息在片场转场的吉普车里打盹，吉普车的轻微颠簸在梦中化成骏马驰骋的节奏。

她感觉自己就是那女孩，□□的枣红马温热有力，草原的风带着青草和牲畜的气息扑面而来，吹得她几乎睁不开眼。平方公里不再是地图上的数字，而是切肤感受到的无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