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人们往往以为“生育”是一件能够被母亲自主决定的事情。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比利时在1990年通过了《终止妊娠法》，该项法案将堕胎合法化，允许女性在妊娠12周内（即怀孕的前三个月）无条件终止妊娠。

但超过这个时间就不可以了。

除非胎儿存在健康问题，例如严重畸形和不可治愈的疾病，或者它威胁到了孕妇的生命。

另外，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作为一项诞生于1990年的法案，直到2002年、也就是被颁布的十二年后，经由比利时最高法院确认符合宪法，《终止妊娠法》才正式全面生效。

这就是女性堕胎所面临的阻力。

事实上，欧洲的很多国家都信仰天主教。

在西班牙，超过2/3的民众是教徒。

在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天主教徒的占比约为60%-70%，而在波兰，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可怕的87%。

天主教会严格反对任何形式的堕胎，认为胎儿自受孕起就具有人权，堕胎等同于谋杀。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很难违背社会的主流思想：

人们将协助堕胎的医生视为“不道德的”。

因为他扼杀了一个生命的存在，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对于很多生活在欧洲的女性而言，堕胎的权力从来都不掌握在她们手中。

这就是安妮所面临的阻力。

除了来自家庭，它还来自社会，来自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她的想法。

而她只能够捧着自己的肚子，看着它一天天变大，直到最后生下孩子。

在以撒·库尔图瓦出生的半年后，安妮打开了自己很久都没有登陆过的社交平台。

她之前一直有一种逃避心理。

她不敢看收件箱，就仿佛那里隐藏着一个怪兽，当然这种想法本质上是害怕背负他人期待，她害怕让对方失望。

那些她认识的人——过去的朋友、同学、老师——在得知了她早早结婚生子的做法后，会如何评价她呢？

是感到失望，还是遗憾中透露着鄙夷呢？

安妮不知道。

她登陆了社媒账号，然后发现好友栏中排在最上面的反而是凯文·德布劳内的名字。

他给她发了很多条短信。

从2008年12月开始，关于那个圣诞节，他询问她是否喜欢他送的礼物。

也许他在期待一个肯定的回答，但当时安妮的心情太过于糟糕，所以她只回了一句“还不错（Pasmal）”。

这个回答令凯文沉默许久。

而安妮也没有再主动找他聊天。

半个月以后，凯文来道歉。

他说上次圣诞节都是他不好。

不过他并没有解释自己当时为什么突然就变得不太高兴，只是在交流的结尾询问安妮是否有看比赛的打算，他可以赠送她球票。

安妮自然没有回复。

三个月后，也许是凯文听到了什么消息，又或者是蒂博在更衣室内主动告知，于是前者再度在社交平台上询问安妮：

“听说你和蒂博在一起了。”

“这是真的吗？”

发送这条信息的时间是2009年3月。

安妮想：当时她刚刚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

蒂博在餐桌上宣布了这件事，在范妮姨妈堪称震惊的目光下，他振振有词，将一切归结于爱情、归结于情难自禁。

再然后是一个月以后，可能是凯文感到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曾经的“好朋友”能够连续几个月都不回复消息。

于是他再一次发来信息：

“抱歉，安妮。”

“但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而那个时候安妮正在办理退学手续。

安妮翻阅着这些短信。

它们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从朗明纳斯竞技场柠檬黄的晚霞，到亨克街头路灯、夜色下金发男孩推着自行车沉默地看向她。

“现在已经七点钟了，你不走吗？”

记忆一帧帧闪回，安妮的手指有些颤抖。

在她不知道的时候，凯文已经独自注视她多久了呢？

她终于隐约捕捉到了那个信号。

但这一切都太迟了。

最后一条短信停留在三个月前，凯文·德布劳内试探着发来一句：

“你还好吗，安妮？”

“很久没有收到你的消息，我有些担心，如果我的信息打扰到了你，那么我很抱歉。”